反思中國古代“宗教法”

欄目分類：國學資訊   發布日期：2016-06-28   瀏覽次數：次

       中國古代只有刑法，沒有憲法。與西方現代社會相比，中國古代是人治”社會，而不是法治”社會。但這并不是說中國古代沒有法律，從子產鑄刑鼎”、鄧析做刑書”開始，中國就出現了明文法。但是正如當時的法”被稱為刑”一樣，所謂的法律只是治理百姓的刑法”，而沒有約束統治者的憲法”。中國古代帝王張口為經，吐字為法”，每一句話都是至高無上的金口玉言”，任何法條都必須服從帝王的敕令”。刑法只是敕令”的解釋或補充，沒有任何獨立意義。

       表現在宗教法”方面，就是只有管理宗教組織、宗教徒的刑法，沒有約束政府的行政法”。因此歷史上不斷會出現帝王將個人的信仰凌駕于國家宗教政策、法律的情況。例如三武一宗”4次佛教法難，大多具有帝王崇道排佛的背景。再比如唐代宗教管理機構的幾次變遷，都與當朝皇帝的信仰有關。唐高祖、太宗為了抬高皇室，以老子為朕之先宗”，故將道士女冠排在僧尼之前。武則天以釋氏開革命之階，升于道教之上”。唐玄宗為了強調道先佛后”，把原先佛、道教都歸禮部祠祀私改成道教歸宗正府”，將道士女冠看成皇族貴胄。唐武宗會昌滅佛，為了強調佛教是夷狄之教”，則把佛教歸主客司”。唐宣宗恢復佛教，把佛、道教通歸兩街功德使”。這一番變化充分表現出古代中國帝王的權力至高無上，個人意志為所欲為的特點。

       中國古代法律還缺少有效性、可行性。專制主義的政治體制必然使其政治管理表現為低效率甚至是無效率，宗教管理也是如此。經過長期的政治實踐，統治階級認識到，各種宗教可能成為輔助政治統治的工具，也可能對政治統治造成傷害。因此在王道所不廢”的大前提下，關鍵是找到一種將各種宗教控制在一定規模的方法。但是專制主義體制下，缺乏合理的監督機制和信息反饋機制，故各種管理政策在執行過程中都要大打折扣，效率很低或根本無效。

       例如控制宗教徒人數問題，歷朝政府制定了多種政策。從兩晉時期就提出用沙汰沙門”的辦法控制僧尼的數量。那么什么樣的僧尼應當沙汰呢？桓玄最早提出：沙門有能申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修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于此者，悉皆罷遣。”（《高僧傳·慧遠傳》）熟悉經文是檢查出于虔誠信仰出家和為了逃避賦稅出家的重要標準，但是又如何鑒定僧尼申述經誥，暢說義理”呢？還是沒有辦法。到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公元436年）沙汰沙門，一次僅罷道者數百人。”（《南史·夷貊上》）對于全國數萬僧尼之數，這區區數百人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到了隋唐，區分僧尼是否熟悉經文有了更加量化的辦法，開元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敕有司，試天下僧尼年六十已下者，限誦二百紙經。每一年限誦七十三紙，三年一試。落者還俗。”（《唐會要》卷四十九）但是這樣的辦法仍然是難以貫徹的，天下哪有那么多官員去考察和尚誦經呢？結果還是無法達到控制僧尼人數的目的。

       管理的低效性甚至無效性，必然造成政府管理目標的落空。北魏司空王澄在奏疏中所說：臣聞設令在于必行，立罰貴能肅物；令而不行，不如無令。罰不能肅，孰與亡罰。頃明詔屢下，而造者更滋。”（《魏書·釋老志》）可控的、有序的管理如果達不到目標，統治者往往就會采用一些極端的、暴力的措施。歷史上三武一宗”等幾次法難，大多是管理失效的后果。

       從某種意義上說，管理宗教的法律不應過分瑣碎、嚴苛。法律應當明確，但是不應過分瑣碎。明清兩代為了達到通過嚴管減少并逐漸消滅宗教的目的，制定了非常周密、詳細、甚至過分繁瑣的律條。例如明代規定，瑜伽僧，既入佛剎，已集成眾。赴應世俗，所酬之資，驗日驗僧，每一日每一僧錢五百文，主磬寫疏，召請三執事，每僧各一千文。”（同上）普通僧人到民間舉行法事，每人每天收費五百文，寺廟三綱”等主持僧人，每人每天收費一千文。另外還規定：凡僧與俗齋，其合用文書，務依修齋行移體式。除一表、三申、三牒、三帖、三疏、三榜，不許文繁別立名色，妄費紙劄以耗民財。”（同上）連宗教活動中使用的表箋符牒之數量，政府都有了規定，表面看是為了防止不法僧人欺詐民財，其背后的動機，還是在于要控制宗教組織的經濟收入。

       為了使佛教各種宗派分工明確，職責清楚，明王朝想出一個辦法，即規定各種僧人必須穿不同顏色的僧服。洪武十四年定，禪僧，茶褐常服，青絳玉色袈裟。講僧，玉色常服，綠絳淺紅袈裟。教僧，皂常服，黑絳淺紅袈裟。僧官如之。惟僧錄司官，袈裟，綠文及環皆飾以金。道士，常服青法服，朝衣皆赤，道官亦如之。惟道錄司官，法服、朝服，綠文飾金。凡在京道官，紅道衣，金襕，木簡。在外道官，紅道衣，木簡，不用金襕。道士，青道服，木簡。”（《明史·輿服三》）不僅規定了各種宗派僧人的常服，而且規定了僧官、道官的朝服，如此細致的區分，可以說是把正統宗教管得死死的。細致的法規雖然減少了政府的管理成本，但是也使宗教發展的空間十分狹小了。

       明清王朝的佛、道教政策的主旨，就是要切斷正統宗教與民間宗教的聯系，防止一些民間宗教領袖利用僧人、道士的身份進行社會活動，壯大民間宗教力量。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發布申明佛教榜冊”。這條政府的榜文”明確無誤地說明，嚴格限制宗教徒的活動，就是為了防止僧俗混雜的情況。使之按照禪、講、教的分類，各司其職。具體辦法包括：自經兵之后，僧無統紀。若府若州，合令僧綱司、僧正司。驗倚郭縣分，僧會司驗本縣僧人。雜處民間者見其實數，于見有佛到處，會眾以成叢林，清規以安禪。”在政府建立僧錄司、道錄司以后，要對社會上的僧道進行清查，使之各歸叢林，按照禪門清規生活。令下之后，敢有不入叢林，仍前私有眷屬，潛住民間，被人告發到官。或官府拿住，必梟首以示眾。容隱窩藏者流三千里。”對于政府命令下達后仍然不歸叢林者，要嚴厲懲罰，甚至處以死刑。對于窩藏者，可處以流放三千里的重罪。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明廷又發布新的榜冊”，進一步規定或居山澤，或守常住，或游諸方。不干于民，不妄入巿村。”（同上）這是規定僧人只能隱居山林，或游方學，不得肆意進入村市。對于那些不聽禁令者，僧合避者，不許奔走巿村，以化緣為繇，致令無藉凌辱，有傷佛教。若有此等，擒獲到官，治以敗壞祖風之罪。”

       明清時代高度的君主專制制度造成的結果之一，就是對正統宗教的過度管理致使正統宗教的退化。這種退化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思想理論上的退化，佛教和道教都無法適應新形勢的發展，減少了對民眾的吸引力；二是對于佛、道教度牒的不合理限制”，導致一些本來信仰佛、道教的僧道，反而走進了地下的”、民間宗教的隊伍。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繼續教育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律與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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