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秘聞——道家文化對周恩來的影響
欄目分類：國學資訊 發布日期：2016-06-26 瀏覽次數：次
在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中，有不少人通曉中國傳統文化，而周恩來和毛澤東又最為突出。周恩來幼承庭訓，求學期間又刻苦自勵，對博大精深的國學涵詠默會，故對于儒、道、墨、法等傳統學派均有精到的體悟。但中外人士談及周恩來與傳統文化的關系時，大多十分強調儒家文化對他的影響，這方面的言論實在是不勝枚舉。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指出：周恩來的教養，“來自孔子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應具有的品德、智慧、尊嚴、寬厚、仁慈、決心和剛毅”。不錯，周恩來生長在一個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時代強調“誠意”、注重“人格”力量，主張待人處事要“端賴良心”，特別富于道德踐履精神，因此很容易讓人將之與儒家“內圣外王”之道聯系在一起。周恩來的許多優秀品質如積極人世、憂患意識、仁慈厚道、清廉儉樸乃至忍辱負重，確也能從儒家文化這個龐雜的思想體系中找到淵源。但我認為，僅僅專注于從儒家文化的角度去解讀周恩來與傳統國學的關系是遠遠不夠的。實際上，周恩來對道家文化的研究和體悟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道家文化對他的影響和啟示決不在儒家文化之下。
周恩來在青年時代就對老子哲學懷有非同一般的敬意，甚至有明顯的揚老抑孔的思想傾向。春秋時代，是中國文化的軸心時期，那時社會秩序失范，天下大亂，于是異說競起，各展風姿。周恩來在解釋孔、老哲學產生的原因和用意時說：“且孔氏亦值是時，尼山設教，倡仁義之說，秉先王之法，學者風從，幾移完域。老氏際此，其不入于孔者幾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禮之日，未嘗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盡脫于羈摯，所行又多限于繩規，乃不得不超乎世俗，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爭，寧退讓保故有之我。棄禮滅義，剖斗折衡，豈無因而發哉?”老子比孔子年長20歲左右，曾經為周王室守書，博覽文典，又經世變，對成敗禍福之道體悟極深。在周恩來看來，老子的明哲之處，就是他知曉孔子“所言未盡脫于羈摯，所行又多限于繩規”的局限性。換句話說，就是儒學明于知禮義而陋于知人心，不知道“仁義出，大道廢;智慧出，有大偽”。鑒于當世人“假仁義以濟私，恃斗衡而犯禁”的亂象，老子不得不站出來發抒己見，雖言多憤辭，但目的無非是促世人醒悟，回到知雄守雌、見素抱樸的正道上來。
耐人尋味的是，周恩來特別強調：那種認為老子主退讓便是失去了競爭之旨的觀點是膚淺的，因為既然一味主退讓，老子又何必為道德五千言，“發為文章，與孔氏爭學理之長短哉?”魯迅曾在一次演講中透辟地指出，凡文章都關乎人事，一個人既然寫詩文，就可以知道他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講“兼愛”，楊朱講“為我”。墨子講兼愛當然要著書;楊朱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真正的“為我”。因為一旦寫出書來給別人看，便成為“為人”了。周恩來與魯迅一樣，不愧為英雄巨眼。他認為老子既然著書，就表明老子于世事未能忘情。老子倡無為之說，實際上是仍欲以此治天下。
于是，早年周恩來將老子的“生存常道”與赫胥黎的“天演競爭”并提，確認它們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變的真諦。在他看來，世界上的各種學說(包括孔教、耶穌教和佛教)中，對生死存亡闡發得最為通達的，無過于老子和赫胥黎。這兩家學說，一派主退讓，一派主競爭，看似有如冰炭不同爐，實則“二氏固未為冰炭，且所持之道，實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周恩來“深思”后的見解是，老子主“無為”，實際上是想做到“無不為”;老子講柔弱，而柔弱卻可以勝剛強，比如水至柔，卻無堅不摧;舌至柔，但齒落而舌存;老子崇尚謙沖處下，但謙沖方能受益，如江海為川谷所歸。這便是老子所謂“明道若昧、進道若退”的精義所在。退讓與競爭看似矛盾，實際上卻有某些相通之處。對于周恩來的見解，他在南開的國文教師深有同感，評論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識，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矣!”并稱贊周恩來能將老、赫二氏“救世之心，曲曲傳出，識解迥不猶人”。旅日期間，周恩來又在日記中寫道：“我但期望我的‘思’、‘學’、‘行’三者，能順著進化的軌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將“自然的妙理”與“進化的軌道”并稱，恰恰是周恩來以前將老子的“生存常道”與赫胥黎的“天演競爭”并提的旨趣之延伸。
正因為早年便對老子哲學有過濃厚的興趣和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來后來與人談論老子哲學時也頗能駕輕就熟。1939年，他在故鄉紹興與《戰旗》雜志社的曹天風有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曹天風說：“道家思想對于革命、對于社會改造雖然無用處，但對于個人修養卻是有幫助的，能使自己過好‘黃金關，權利關，美人關’”。這時周恩來反問道：“道家最精彩的話是什么?”曹天風一時回答不上來，周恩來笑著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話了吧?”從老子五千言中選出這十二字作為最精彩的話，顯然是比較推求的結果。雖然周恩來在20世紀30年代才講這番話，但這個認識應當說在青年時代便形成了，因為“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正是道家自然主義宇宙觀和人生觀最為集中的表達。
《道德經》云：“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這就是說，雖然“道”使萬物產生、繁殖、成長、發育、結果、成熟，但又不據為己有，不恃為己功，不主宰它們。所謂“不有”、“不恃”、“不宰”，即“不以有為有”。“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正因為有而不有，所以才有“有”。這就叫“玄德”。老子在這里闡述的本來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觀，但它卻可以轉化為一種崇高而智慧的人生觀，周恩來正是這樣做的。
誰都承認，周恩來有著儒家、墨家那種積極入世、勵志勤苦的精神，對世界、對人類有脫不開的情緣。他像他所推崇的諸葛亮那樣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但我們只要仔細尋味便可發現，周恩來又呈現出一種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點。他對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夠忍受勞苦乃至屈辱，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自己的光和熱，給世人留下了深厚的遺愛。人們往往驚嘆他做入世之事的專注和投入，卻很少去考量在這種態度的背后還有何種精神底蘊。“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最能傳達出周恩來人生哲學的神韻和境界。他在青年時代就樂于為公眾“服役”，但這種“服役”絕沒有什么功利色彩，而幾乎是出自道德上的“絕對命令”。
在成為職業革命家以后，“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與共產主義理念在周恩來的頭腦中產生了共振效應，從而使他一步一步地邁向人格的巔峰。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發現，周恩來在談到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時，總是把聚光燈的焦點只對準毛澤東一人。他對任何宣傳他個人的形式和內容都加以勸阻。江蘇淮安縣委多次提出，要在他的舊居所在地辦個紀念館，他始終沒有同意。周恩來對功勞緘口不言，但對錯誤卻公之于眾。他說：“錯誤要逢人就講，既可取得同志的監督和幫助，也可以給同志以借鑒。”1961年，有次周恩來在上海與文藝界人士座談時，有人提議他把自己豐富多彩的一生寫成一本書，他笑了笑說：“如果我寫書，就寫一生的錯誤，這可不是盧梭的《懺悔錄》，而是讓活著的人都能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在黨內，周恩來做檢討的次數恐怕是最多的，他動輒講自己過去特別是民主革命時期的某些錯誤，以致陳毅元帥后來都有了厭倦之感，說你那點事我們都知道了，用不著再說了。
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澤東曾特意將《史記·汲鄭列傳》推薦給周恩來閱讀。汲黯、鄭莊在漢武帝時皆位列九卿，而且都服膺道家思想，習治黃老之術。也許是毛澤東贊賞汲黯、鄭莊不謀私利、忠心輔國的品德，認為他們與周恩來的為人有某些共通之處，所以才將他們的傳記推薦給周恩來。1973年3月26日清晨，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凌晨讀史記汲黯、鄭莊列傳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事實上，周恩來比起汲黯、鄭莊來，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的一生充分體現了不以有為有，所以才有“有”的人生哲理和大無大有的辯證法。他一生公而忘私，又終不留言，死不留灰，屬于那種事情做完，轉身即走的大智之人。
道家思想對周恩來的影響并不局限于人生觀、道德觀方面，而且在其治國理念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周恩來對中國政治史有極深的體悟。早在1939年他就說過：“我們不但要做黨的領導者，還要做一個治國的人才。如果參加中國的治國，不懂科學，不懂中國的社會歷史，那怎么治國呢。”治國要懂科學，人人都會明白，至于治國還要懂“中國的社會歷史”，則不是人們一下子能體會透徹的。但只要我們留意和分析便不難發現，周恩來在治國中廣泛吸取了中國傳統政治理念中可資借鑒的東西。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之初，他的政治思想明顯受到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的影響。所謂“無為而治”，絕不是無所作為，無所事事，其實質在于與民休息，講求政策的連續性和相對穩定性，保持一個安定無擾的秩序，讓人民在平穩體制所提供的廣大空間中自由地謀求福利。
歷史上有名的“蕭規曹隨”，展示了漢初宰輔“返淳守樸、唯施是畏”的治國風范。那時政治上幾乎全是道家的天下，漢朝最有名的相國蕭何鑒于民眾痛恨秦之酷法，“順流與之更治”，甚至冒死為民請“上林苑”，大得百姓之心。蕭何死后，曹參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曹參極為推崇黃老之術，對漢初法令守而勿失，所以時人對他的評價是“載其清靜，民以守一”。此后文帝景帝時的鄧章、王生、田叔、司馬談等亦貫徹曹參的思想，講求“無為而治”，其結果是到漢武帝時，太倉之粟溢出倉外，府庫之錢年久索斷，窮困已極的天下一變而為物阜民康的社會。北宋有名的宰輔趙普和司馬光，深為周恩來所推許。這兩人皆以道家政術推行儒家的理想，特別是司馬光，他與王安石論戰，便公開以黃老之術為奧援，反對王安石喜激昂、務更張的政治做派。在司馬光看來，王安石拋棄老子的“無為而治”，轉而大事興革，是不幸流于“淺丈夫之謀”。由此可見老子思想在中國政治史上的地位。
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共同綱領》。這是一部新民主主義的建國綱領，意在使各種經濟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達到恢復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周恩來鄭重指出：“按照《共同綱領》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會主義的條件就會逐步具備和成熟。”所謂“不折不扣地做下去”，實際上就是與民休息，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相對穩定性。新中國成立之前，社會經歷了長期的征伐和戰亂，這與漢朝立國時的情形頗有相似之處。此時最明智的辦法就是“無為而治”，讓人民平穩地創造和積累財富。周恩來在建國初期的一個中心思想，就是將各項事業納入《共同綱領》的軌道，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1952年2月11日，他主持完成的《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任務》一文指出：“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已經安定”，全黨的領導和工作重心應“轉到經濟建設方面，特別是工業建設方面”。1953年1月13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上說：“我們現在還是新民主主義階段，我們還是要根據共同綱領的精神辦事。”1953年1月下旬到2月初，周恩來主持起草了全國政協四次會議政治報告的修改稿。這份修改稿在簡述建國三年多來的成就之后強調：“以上這些成就，說明我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工人階級在經濟、政治和思想上的領導地位已經加強。”
周恩來以上“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安定”、“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等觀念，與劉少奇1951年3月提出的“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的思想，都是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合乎邏輯的發展和深化。但不久“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觀點卻受到毛澤東的批評。長期以來，人們認為這一批評主要是針對劉少奇的，其實是一種誤解，劉少奇從未在文章和講話中使用過這樣的提法。
1954年，《共同綱領》結束了她的歷史使命。緊接著從1955年起，中國的經濟和社會變革步入了一條“務激昂、喜更張”的道路，即所謂“不斷革命”，往往是一個階段立足未穩，就向下一個階段轉變;一項政策的應有效果尚沒有體現出來，又急忙推出了新的政策。在理想主義沖動驅使下的過多過急的改革，不但未收到理想的效果，反而導致社會的擾攘不寧。由此一來，如何在理想主義激情與國家和社會的實際需要之間搞出一個折中可行的方案，就常常成為周恩來苦思焦慮的問題，因此著名學者李銳說周恩來是歷史上最難當的“宰相”。我回顧這些往事，無非是想說明，周恩來的確是一個既擅長革命又長于治國的政治家。對他建國之初的政治思想，我們不能僅從字面上去理解，還應當聯系中國的社會歷史，作進一步的文化闡釋，方能窺見周恩來在進行政策設計時的深層心態。
在治國理念上，周恩來還推崇“無為而治”基礎上的“無我之境”。作為舉世公認的行政雄才，周恩來歷來把政治管理當作一門精湛的藝術來對待。早在1943年他便意味深長地指出：“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顯然，這與老子“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的思想是一脈貫通的。在周恩來的眼中，一切成功都是人民自己的成功，管理者應當把自身的活動“消融”在人民的創造過程之中，“無處無我而又看似無我”。如人民大會堂的設計和施工，本來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心血，但當人民大會堂落成時，他考慮的不是如何突出自己的政績，而是一再感謝那些為工程的順利完成付出了努力的人們，他甚至特意安排搬遷的群眾回來參觀并觀賞文藝演出。他的無私和淡出，給中國人留下了悠遠的回憶，也為東方式的管理樹立了一座豐碑。
周恩來的人格風范受到世人普遍的敬仰。作為位高權重的政治家，他以廉養德，自奉甚儉，曾經自勉勉人地說：“物質生活方面，我們領導干部應該知足常樂，要覺得自己的物質待遇夠了，甚至于過了，覺得少一點好，人家分給我們的多了就應該居之不安。”但周恩來嘉惠后世的精神遺產遠不僅是官德官品，而是體現在諸多方面和層次上，特別是他的務實主義的政治哲學、求同存異的思維方法在當下的中國得到了進一步的弘揚。前者表現為“聚精會神搞建設”的普遍共識，后者則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理論基石。
周恩來精神遺產的大部分是務實主義，他曾試圖以此穩步地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毛澤東相比，他是“建筑師”而不是詩人。周恩來富于遠大的理想，但這并不妨礙他對眼前的局勢作出盡可能切實的判斷，并以真實可見的成就為滿足。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著重談到防“左”的問題，他說：“我黨歷史上右傾錯誤短，易糾正，‘左’傾錯誤的時間長，不易糾正。”全面經濟建設展開后，他多次告誡黨內干部，因為中國的經濟文化基礎落后，大家的知識這么有限，對于建設、對于科學的經驗又這么少，因此“建設也許比革命更困難”，萬勿以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1954年，隨著《共同綱領》退出歷史舞臺，在經濟建設上一種貪多求快的心理氛圍逐漸形成，表現為各部門在發展目標上提出一系列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結果造成生產關系急劇升級和生產資料的全面緊張。1956年，針對經濟工作的“冒進”傾向，周恩來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降溫，旗幟鮮明地反“冒進”，結果受到嚴厲的批評。“大躍進”的挫敗從反面印證了周恩來務實主義精神的可貴，同時也把調整國民經濟的重任壓在了他的肩上。在艱苦卓絕的調整時期，周恩來直言不諱地說，由于“大躍進”的折騰，農民的底子甚至不如開國初期，因此，他強調建設時期絲毫大意不得，要“戒懼恐懼”地工作。
有一次周恩來與埃德加·斯諾談起抽象派的藝術品，周恩來問道：“抽象派有什么含義呢?如果沒有意義，對人民有什么價值呢?”這個細節表明，周恩來時刻考慮的是如何創造真實可見的成就，任何凌空蹈虛的東西都激不起他的興趣。從計劃經濟時代走過來的人們也許都有刻骨銘心的記憶，那就是當時以政治統攝經濟的習慣作法，導致經濟技術工作要么是因為政治活動而受到排擠，要么是在政治激情的支配下背離自身發展的規律，而很少能夠獲得應有的地位和正常的推進。這也成了周恩來甚為苦惱的事情。周恩來認為，現代化建設固然要以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為指導，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任意放大意識形態在發展進程中的作用。在政治(一般知識)和技術(專業知識)的關系上，周恩來明顯地傾向于后者。
經考證，早在1939年，周恩來就發表過這樣的見解：“現階段還是政治為主，學術為輔，學術為政治服務，學派也不能代替黨派。但到將來建設時期，就可以以學術為主了。學術領域很廣闊，到那時不發展科學技術，就無法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這一遠見卓識在后來周恩來的行政實踐中得到了頑強的體現。建國初期，政治運動很多，許多大學教授無法集中精力鉆研業務，此種現象使周恩來憂心忡忡，他說：“我們應該看到，業務里面也有政治。使業務有利于人民，這就是政治，研究如何使業務有利于人民，這也是政治學習。”他甚至把當時政府機關取消每天一個半小時的政治學習稱為“一大德政”。為適應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需要，周恩來這樣告誡從事組織工作的干部：“培養建設人才，是擺在你們面前的第一項任務，你們要搞社會主義這是搞這個東西。別的是空論，這是實際。你們做到了這一點，就是掌握了一切。”這段話最為典型地反映了周恩來的政治風格，也是對他建設時期要“以學術為主”的觀點的有力印證。現在黨中央一再強調“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下大力氣解決最為緊迫的民生問題，從中國現代政治史的角度來考察，的確來之不易，不失為對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深刻總結。
“求同存異”是周恩來提出的有長遠價值的思維方法，同時也是今天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理論基石。
早在革命時期，周恩來在處理黨內矛盾和統一戰線問題時，就表現出卓越的“求同存異”的才能。上世紀50年代則是他的這一思想大放異彩的時期。這時候新中國欣欣向榮，百廢待興，無論國內外都需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致力于恢復經濟和工業化建設。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周恩來指出：“善于團結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的人。鋼鐵和水泥是性質不同的物質，把它們結合起來，就變成鋼骨水泥那樣強有力的東西。科學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質組合、統一起來，難道不能把有不同見解和脾氣的人統一起來嗎?我們在自己的隊伍中，就是要強調統一與團結。統一矛盾并不妨礙個性的發展。”周恩來相信，“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具有廣泛的方法論意義，適用于不同領域、不同范圍、不同性質、不同內涵的團結工作、統戰工作乃至外交工作。1955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將這一哲理凝聚成“求同存異”四個字。后來它作為體現周恩來卓越智慧的一句格言傳遍全世界。一位在上世紀30年代就訪問過周恩來的美國記者海倫·福斯特·斯諾說過：“周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終其一生對內對外都起著這樣的作用。‘周恩來主義’立基于聯絡，尋找共同立場和結合的紐帶。”
“求同存異”是包含差別性的統一。它與西周末年史伯提出的“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在精神氣質上是相通的。所謂“和”，便是不同要素的協調與協和，即包含差別、對立的有序結構，而不是無差別的絕對統一。“求同存異”還受到中國古代“大同”思想的啟迪。周恩來說：“中國的先人提出的‘大同社會’，比外國人使用的‘Community’(公社)這個字似乎要恰當一些，因為中國人叫‘大同’，就說明了有‘小異’，人的關系也是這樣，每一個人的思想或有著不同，或大同而小異，這樣才能推動事物的發展。”周恩來深知，多樣性和豐富性是世界的本色，人民內部在大的方面一致的情況下，差異與其說允許存在，毋寧說應當歡迎。“求同存異”的思想有豐富的內容和多樣的表現形式，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發展。
從“大同社會”的理想到構建“和諧社會”的實踐，都富于鮮明的民族特色。而周恩來“求同存異”的思維方式無疑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理論基石。當然，正如“求同存異”不是要消除差異，構建“和諧社會”也不意味著回避和掩蓋矛盾。差異和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只有用適當的方式統一矛盾，才能保持有序的穩定和社會進步的活力。在如何“求同”、如何統一矛盾的問題上，周恩來同樣也給我們留下了可貴的精神遺產。他說過，所謂“辯證法”，就它的詞源學意義上講，意思就是進行“論戰”，真理越辯越明，人們在思想上要想達到共同點，離不開討論或辯論。表面上的一團和氣，看似一致，實則無助于問題的解決。1956年7月，周恩來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力主在人民代表會議上確立辯論的制度，并要從小組辯論擴大到大會辯論。“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見，政府要出來回答。回答對了，人民滿意;不對，就可以起來爭論”。他強調：“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我們不能學”，但是，“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這能夠使我們從不同方面來發現問題”。周恩來的觀點給我們的啟示是;構建“和諧社會”離不開建設民主政治，沒有民主就談不上和諧。人大代表必須有議政和辯論的本領，必須掌握溝通、談判和妥協的藝術，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求同存異。只有這樣，人們才能從生動的實踐中接受民主的訓練，增強對社會主義民主的信心，從而推動建設“和諧社會”的進程。
周恩來之所以是偉人，是因為他不僅成就了巨大的功業和高尚的人格，而且思想穿越時空，歷久彌新。他與山河同在，也與我們同在。
大凡是偉人，都有多側面的性格結構。如果說毛澤東的性格表現為“虎氣”和“猴氣”的疊現，那么周恩來的性格則表現為“鴿性”與“鷹性”的統一。
周恩來一生將中國傳統儒士的溫文爾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激越情懷集于一身，既是斗士，又是調和者;既堅持原則，又靈活多變;既關注目標，又清醒實務。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禮和恰如其分的溫和迷住了任何一個見他的人，但同時他又是尖銳嚴厲甚至是冷酷無情的。日本學者梨本佑平在所著《周恩來》中，認為“鷹和鴿的極為不同的雙重性格潛伏在他的體內”。
周恩來多側面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來自家庭的影響。他自己曾經回憶說：“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含有她的這一部分。”文靜與爽朗只是周恩來諸多對立性格因子中的一對，或者說只是他性格結構的基本色調，他豐富多彩的性格內涵更多地來自于長期政治斗爭的錘煉和沉淀。
美國作家羅斯·特里爾對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性格作過比較，他認為毛澤東的性格雖然是多側面的，但其各種性格特質未能達成一種平衡，“無情的一面和狂熱的理想主義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現。他沒有像周恩來那樣把自己的各種性格特征融為一體，而是任其發展，把毛澤東本人推向各個不同的方向。”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看法與此類似，他確認毛澤東性格的各條經緯線沒有能像周恩來那樣編織成一個整體。在扮演錯綜復雜的角色和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像周恩來一樣，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應付裕如。而周恩來卻可以扮演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個，或是毫不猶豫地將這些角色糅合在一起。”
正因為周恩來有如此豐富而平衡的性格結構，所以單從哪一方面去理解周恩來都是片面的，都不可能是一個完整的周恩來。
周恩來凡事不走極端，善于統一矛盾。但他并不是不講原則的“和事佬”，特別是在對敵斗爭中，他在原則問題上的強硬立場令每一個對手無可奈何。在與蔣介石馬拉松式的談判中，他始終堅持了中共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獨立性，蔣介石要他同意交出軍隊和政權，比登天還難。
周恩來溫文爾雅，處世隨和，盡量不傷人情面，但他也并不是“軟骨頭”。南昌起義時，他敢以不容置辯的語氣回敬共產國際以及從中作梗的張國燾，提出“我們必須立即行動起來，暴動斷不可推遲，更不可停止。”?忌踔烈源侵跋嗤?脅，逼得張國燾只好讓步。
周恩來處事非常謹慎，沒有把握決不輕易出手，但一旦時機成熟，他也不會錯過一分一秒!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稱其隨時保持著出擊的姿態，以便伺機猛撲過去。1927年3月上海工人起義成功，便是周恩來把握時機的杰作。陳獨秀說時機尚未成熟，而周恩來則認為時機已完全成熟，并毅然決然地發動了這次起義，并取得了勝利。
多側面的性格使周恩來能應付各種不同的生存環境，把自己的潛能發揮到極致。共產主義理論家的堅定勇敢，使他有可能利用每個歷史時期的機會，并經受住政治上的打擊和物質上的困難;儒雅之士的超人品德，使他成為億萬中國人心目中“咱們敬愛的周總理”;現實主義者的精明，又使他能夠準確地估計國內政治和國際外交風云方面的潛在勢力;調和者的機警和謙遜，還使他能夠在“文化大革命”這樣災難性的事件中，把黨和國家維系在一起。
中國人崇奉兩種人格類型，一種是孔子所津津樂道的“君子”人格，另一種則是孟子心儀神往的“大丈夫”人格，兩種人格相互映襯，又相互補充，像兩道交織的光環，又像兩座高聳的雪嶺，吸引著孔孟后學為之趨赴。
中國歷史上將“君子”和“大丈夫”人格集于一身的可謂鳳毛麟角，就主要代表人物而言，古代有諸葛亮，當代則首推周恩來!
孔子對“君子”人格形象的描述角度多樣，綜覽起來不外是溫文爾雅、謹言慎行、誠實厚道、彬彬有禮。塑造君子人格的途徑則為內省式的、收斂性的。與之對照，孟子設計的“大丈夫”人格形象表現為“居天下之廣位，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對君子來說，塑造大丈夫人格的途徑則是張揚式的、開放性的。無論是君子的品格，還是大丈夫的氣質，都可以在周恩來身上找到它們的影子。
詩為心聲，知人論世，觀詩最為切要。周恩來早年的兩首詩作，最足以反映他對“君子”和“大丈夫”人格的雙重傾慕。
早年周恩來在致友人的一首詩中寫道：“群儕爭疾走，君獨著先鞭。作嫁憐儂拙，急流讓爾賢”。這種退讓為懷、甘愿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胸襟，分明是君子人格的折射和投影。虛懷伴隨著周恩來的一生。虛懷的品格輔之以臨事而慎、誠信不欺，使周恩來進入了“君子”的殿堂。
1917年，周恩來東渡扶桑，開始了他的留學生涯。行前，周賦詩一首以壯行色而明本心，他寫道：“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詩中表現出的沖天豪氣和執拗追求，不正是大丈夫的本色情懷嗎?中外都有不少人士對周恩來投身刀光劍影的共產革命不理解，或者認為他的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與共產革命格格不入，或者認為他抓住了一個表面動人但實質上不適用的意識形態，但不管人們是如何不理解他，周恩來都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這條路，并為之忍勞苦制嗜欲，不達目的不罷休。從這個意義上講，周恩來又是直道而行、寧折勿彎的大丈夫。
周恩來早年便喜歡拿諸葛亮和曹操相比較。他認為諸葛亮是君子又是大丈夫。羽扇綸巾、寧靜淡泊、以德服眾，鑄就了諸葛亮的君子人格;而叱咤風云之氣、堅忍不拔之操，乃是諸葛亮之所以為大丈夫的表征。曹操人格就不如諸葛亮那般完美。在周恩來看來，曹操稱得上是大丈夫，但無資格躋身君子、圣賢之林，因為曹操患有“作奸欺世”之病，以詐為利，以偽為真，予人以可譏可恥之據。周恩來仰慕諸葛亮，諸葛亮的名言“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也是周恩來終身的座右銘。
周恩來的君子人格集中體現為濃烈的人情味，人們首先將他作為一個深富感情的人來看待，然后才把他當作一個共產黨人來看待。周恩來有句感人肺腑的自白：“共產黨員不是六親不認的。”1939年，周恩來回到故土浙江紹興動員抗戰，特意抽空拜訪了祖父周攀龍的百年堂，在不同的村落停下來去祭奠家族的墳地。按照老規矩，他對家族首腦行了三鞠躬。1941年春天，他在重慶作了一次激動人心的演講，他說：“給了我一切的母親的墳塋在日寇占領的浙江。我是多么希望能夠馬上回去給她老人家掃墓呀，這是一個獻身革命獻身祖國的游子可能為自己的母親所做的最起碼的事。”凡是與周恩來接觸過的人，都覺得他身上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道德力量，吸引人，感染人。
周恩來的大丈夫人格則集中體現為對理想的追求。為了理想，他可以忍受各種屈辱，也可以排斥各種利誘，更可以忍耐數不清的艱難困苦。大革命失敗后，他第一個站出來組織南昌起義，另起爐灶;抗戰時期身處國民黨陪都重慶，財色名利，唾手可得，周恩來不為所動，而對延安的黃土地和高粱米一往情深。蔣介石為不能收買籠絡周恩來感到相當的遺憾。
周恩來就是這樣，既為溫文爾雅的真君子，又為浩氣凜然的大丈夫，他以君子人格行不言之教，以大丈夫人格做難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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