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讀繹·禮之大體：我讀《論語·八佾》
欄目分類：國學資訊 發布日期：2016-07-18 瀏覽次數：次
《論語·八佾》的中心命題是“禮”。孔子及其弟子就“禮”的重要性、“禮”的本質屬性、“禮”的基本內涵、“禮”的體現形式、“禮”的歷史文化淵源、“禮”與“仁”的內在關系，進行了扼要、深刻的闡說，對當時“禮崩樂壞”的局面表達了深深的憂慮與尖銳的抨擊，希望挽狂瀾于既倒，啟新生于絕望。全篇主旨鮮明，鞭析入理，在某種意義上，它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后人會將儒家所推重的教化稱為“禮教”，將儒家所倡導的社會治理方式稱為“禮治”。
孔子學說的核心精神是“禮”還是“仁”，這是千百年來學術界、思想界聚訟紛紜的話題。有人認為，“禮樂”精神是孔子及其儒學的核心，“禮治”是孔子所推崇的政治上最高理想。但更有人強調，“仁”才是孔子及其儒學的主體，“德化”“德治”為孔子及其后學汲汲追求的完美政治愿景。與之相應，前者一般認為孔子學說相對體現為守舊、保守的特征，其繼承傳統重于開拓創新，所以，在他們那里，有關孔子及其儒學的評價通常比較偏低，多予以負面性的指摘。后者通常強調孔子學說相對體現為進步、積極的特征，其超越傳統重于拘泥舊制。因此，在他們那里，有關孔子及其儒學的評價通常傾向于肯定，正面性的褒揚是主導的傾向。
其實，“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在孔子的學說中，守舊與創新，保守與進步是同一個事物的正反兩面。守舊在許多情況下，未嘗就是負面的東西，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它意味著保持事物的穩定性，象征著對傳統的尊重與傳承，體現為對原則性的堅持與執著;但是，這不能成為拒絕進步、走向封閉與自我僵化的理由。我們今天對孔子崇尚“禮樂”文明做法進行評價，必須從這個視野切入，看看他所倡導的“禮”，是否真正做到了堅持原則性與運用靈活性的統一，適度穩定與合理變化的統一，正確繼承傳統與恰當開拓創新的統一。而《八佾》篇就是一個可用來具體剖析的最好范本。
與“仁”相比，“禮”更多地體現為歷史上的固有傳統。“禮者，履也。”如黃克劍先生所言：“中國文化可追溯到夏、商、周三世，是由治理家族推而治理‘天下’的時代，依‘禮’確定人的身份地位以獲得一種人倫秩序，使其制度化，遂有了所謂‘禮治’。”(黃克劍：《論語解讀》)從這個意義上，孔子對“禮”的肯定和強調，更多的是對傳統的崇尚與弘揚�！栋速菲鉀Q的就是面臨新挑戰、新機遇背景下，如何重新認識“禮”，如何正確遵循“禮”等基本問題。
春秋時期，中國社會出現了大變革的形勢，固有的“禮樂”文明毫無疑義面臨著新的挑戰，以至有人把這形容為“禮崩樂壞”。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危機同時也是轉機，若能順應時代潮流，對“禮”進行實質性的豐富與改造，使之在保持優秀傳統的同時，實現新的超越，則可起死回生，再開創新的局面，即所謂“舊瓶裝新酒”。應該說，《八佾》篇在繼承傳統與適時“更化”方面是不無獨到的認識與切實可行的思路的。
孔子對當時的“禮樂”文明災難性遭遇是感到憂心忡忡的，對社會上那些僭越禮制的行徑是深惡痛絕的，“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甚至認為諸夏的“禮樂”精神被摧毀，等于是自我退為禽獸，連做“夷狄”的資格都隨之喪失了：“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即便是像管仲這樣建有豐功偉業的賢人，也逾越“禮制”，為“禮崩樂壞”的泛濫，推波助瀾，火上加油，又遑論普通人了：“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因此，孔子對“禮”的現狀極度不滿，對“禮樂”精神遭否定、被棄之如敝履至為憤慨，乃是顯而易見的態度。
于是乎，孔子他主張重新倡導“禮制”，振衰起敝，匡世救俗，來改變“天下無道”的現實局面�？鬃邮亲吭降乃枷氪蠹�，具有厚重的歷史意識。他知道，更振新“禮治”，必須回歸歷史，回歸傳統，窮本溯源，從而返本開新。而歷史文化資源的借鑒與利用，則必須是有具體載體的，是可資參考的。“禮”雖延續三代，但是“夏禮”“殷禮”畢竟時代遙遠，文獻嚴重不足，并不是最好的借鑒與利用對象：“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因此，只有“周禮”才是最好的資治載體，周代的“禮樂”文明，集古典“禮樂”文明之大成，在春秋時代要重振“禮治”，確立和諧秩序，可利用的最佳歷史文化資源，就是“周禮”：“周鑒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但是，在孔子看來，“禮”雖然是不可須臾缺失的文明載體，然而，“禮”的具體內核則應該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變化而予以新的豐富與完善。這個新的豐富與完善，就是要引進和注入“仁”的積極因素，從而使“禮樂”文明實現升華，能適應時代的要求，即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換言之，對“禮樂”的遵從與弘揚，不能簡單地流于形式，而是要溯源返本，回歸“禮之本”：“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這樣，孔子就在很巧妙的方式下，完成了“禮樂”文明的改造與轉型，確保了以“仁”為核心的“禮樂”獲得新的生機，能夠迎接各種挑戰，更好地去實現政治有序、綱常和諧、天下有道的終極目標。
很顯然，在“禮”與“仁”的關系上，孔子所強調的是形式與內容的相統一。“禮”更多地體現為形式，“仁”更多地反映為內容。“禮”說到底，是從屬于、服務于“仁”的。內容更重于形式，沒有“仁”，則“禮”不免流于空泛，就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由此可見，孔子所說的“禮”，所倡導的“禮”，從本質上說，已不是傳統“周禮”的簡單重復，而是注入了“仁”這個新因素、新生機的“禮”。故孔子激賞子夏“禮后乎”的見解，明確提出“繪事后素”。就這個意義而言，孔子不愧為“圣之時者”，他能夠與時俱進，使傳統的“周禮”在新的形勢下脫胎換骨，獲得生機。
當然，孔子的思維不是單向的、線性的。他在充分肯定內容的主導性同時，也沒有貶低或否定形式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合理、恰當的形式還是必要的。沒有“禮制”這個載體，那么“仁”就無所附麗，無所依托。為此，他反對簡慢合理的“禮典”“禮節”。《八佾》篇對孔子重禮尊禮的細節多有描述，如“如太廟，每事問”;又如他反對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做法，“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再如他提倡“事君以禮”，等等。這就反映了孔子從不輕忽必要的形式的立場和態度。這種既重視內容，又不抹殺形式的做法，可謂是孔子辯證思維、理性精神的具體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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