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北道情與道教
欄目分類：道教音樂 發布日期：2016-06-17 瀏覽次數：次
陜北道情作為陜北地方戲曲劇種之一,按其流行地域和藝術特點劃分,可分東路道情、西路道情和清澗道情。東路道情是指民國初年從山西臨縣等地傳入府谷、神木等縣與本地語言、民歌等相結合而發展起來的道情。西路道情是指從甘肅隴東一帶,通過皮影、社火等途徑傳入定邊、靖邊、橫山等縣與本地的語言、民歌相結合而演變發展起來的道情。清澗道情是專指流傳在清澗縣及其鄰區的道情。其中清澗道情最為盛行、最具代表性,被譽為“正宗的陜北道情”。陜北道情按其時間劃分,又可分為古道情和新道情。1943年春節期間,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用清澗道情曲調編演了《減租會》等。此后,又出現了聞名全國的《翻身道情》這一藝術珍品。以之為界,此前的道情曲藝一般被稱為古道情,以后的則稱為新道情。但不論陜北道情怎么劃分,它們的源頭是同一的,均淵源于道教道曲,故陜北道情與道教在諸多方面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一、道情的產生、發展一直與道教相聯系
道情,是由古代道士念經、演唱、誦詠道教中的情理而得名的。據《唐書·禮樂志》“調露二年(公元679年)高宗命樂工制道調,祀老子”以及芝庵的“道家唱情,釋家唱性,儒家唱理,故曰唱道情,或曰道情,即道情調也,與法曲異名而同實”的說法便可得知,道情產生于唐代,最早是道教觀內詠唱的“經韻”,文體為詩贊體。后來吸收了詞調、曲牌,演變成為民間布道時演唱的“新經韻”也稱“道歌”。
唐代,皇權與道教關系密切,將道教作為國教。為了維護道教的地位,爭取信徒,道士在道院大唱道經故事。為了招徠更多的聽眾,又采用民間故事和歷史傳說故事來演唱,逐漸將道院里的說唱傳至民間。后經藝人們的創造、發展,形成了簡單的、也是最早的道情清唱、說唱形式。道情就是這樣隨著道教的興盛而興起。
宋代,以道教為正教,大力宣揚道教之說。真宗尊奉老子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并修筑了極為壯麗的昭應宮、會靈觀。后來,徽宗迷道更甚于真宗,在全國各地廣修道觀,使道院與道士劇增。這就使當時流行于民間的道情得到了擴大和發展,主要表現在:在唐代使用琵琶、座鼓、鐘、磬等伴奏樂器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迄今為止道情仍然沿用的主要樂器——漁鼓和簡板,促進了道情唱調音樂形式的建立和風格的形成。
元代,元太祖成吉思汗、元世祖忽必烈為統一中國,均曾求助于道教。他們對宣揚漢族統治之戲曲予以禁止,但對神仙道化戲卻很少干涉,故元雜劇作家寫八洞神仙度化之戲,在元曲中占到了四分之一多。此時,已在民間廣為流行的道情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由坐班清唱發展成為廣場演出,并在原有的基礎上,又增加了皮影,成為有人物、情節的對唱表演,作為戲曲劇種已見雛型。
清代較重喇嘛教,道教漸趨低潮。但因慈禧夢想長生不老,道士高云溪便“以神仙之術惑慈禧,時入宮數日不出”,并秘密參與朝廷之事,故道教得以繼續延續,而此時的道情也繼續得以發展。一些文人學士紛紛循舊調創新曲,使道情的體載更加豐富。道情以“耍孩兒”、“清江引”、“罩羅袍”等為主要唱段,又吸收、采用了秦腔與其它梆子戲的一些鑼鼓、唱腔、表演、劇目以及民歌小戲,逐步形成為成熟的道情戲。
從上述道情戲經過的說唱、地攤坐唱、化妝表演、舞臺演出這樣一個漸進發展過程可看出,道情不僅源于道教,而且在它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一直與道教有著密切地聯系,是一種與道教無法割裂的戲曲藝術形式。
二、道情音樂與道教音樂有諸多類似
根據對佳縣白云山道教音樂與清澗道情唱腔資料的對比得知,二者的旋律大同小異,節奏徐緩、舒展,音調沉穩、安祥、古色古香。就連弦、管樂、曲牌,也有很多相似之處,象道情中的“十字調”和白云山道教音樂中的“神仙調”就很相似。
另外,二者在吟、詠、說、唱時,又均具敘事性。凡此種種,都說明了道情與道教是一種相承關系,道情淵源于道教道曲,在自身漸趨成熟之后,脫離了道教道曲這一母體而獨立于世,并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完善其自身。
三、道情受人尊重的習俗與道教信仰有關
范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簡編》中記載:我國漢至唐代的封建統治階段,為了加強他們的皇權地位,提倡漢族道士創立和發展的道教,推崇黃帝和老子為教主,反對外來的佛教。唐高祖李淵,為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將他說成是《道德經》作者李耳的后裔,和老君(即老子)有親緣關系。唐太宗李世民,也曾得到道教支持奪取了皇位,故極力興道抑佛。為了維護道教地位,爭取信徒,道士們采用有說有唱的俗講變文來擴大宣傳,這種說唱形式,說部為散文、唱部為音樂伴奏的韻文,其唱調被稱為道情或道調。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道情,使它在一開始就與其它演唱形式迥然不同,不俗而貴、受人尊重。如清澗鬧道情的到了哪村,那村的人便在村口擺設酒肉,桌旁還要站上兩名身穿道袍的人,來接侍、侍應秧歌班,而以演唱為乞食工具的其它戲曲藝術班社則無法得到這種禮遇。而且,道情在發展成為戲曲劇種的初期,扮演的又都是清一色的神仙道化戲,如《目蓮救母》、《王祥臥冰》、《劉秀燒窯》等。使人們自然地能產生出一種敬畏感。道情的許多傳統戲如《湘子出家》、《上終南山》、《林英敬香》等,所反映的也都是道教中一些代表人物出家成仙的故事。通過這種藝術方式來宣揚:人是精神自由、獨往獨來的,應拋棄一切功利,割斷一切關系,擺脫羈絆,遁世絕俗,清靜無為。要與自然相通、契合,求得心靈的自由超越及對天地至道的直覺領悟,在內心的虛靜狀態中接納萬物,以此達到人格的完善與自足這樣一種主宰自我、順應自然、出塵拔世、得道成仙、長生不死的道家思想。另外,道情的服裝與道教的服裝如出一轍,“盤道”時,男角大都身著道袍,手持佛塵(俗稱蠅刷子),女角一般身穿彩服,持扇、提帕,使人自然地聯想到道士的“盤道”。正是道情帶有的這些宗教色彩,使道情具有一種獨特的魅力和感染力。
綜上所述,陜北道情源于道教,與道教有種相承關系,隨道教的興盛而興起,隨道教的延續而發展,但在其發展過程中,又不局囿于道教的興衰,而廣收并蓄其它藝術養份,使自身日臻成熟、完善,最終發展成為一種具有獨特風格的戲曲藝術;同時,陜北道情與道教又是一種相輔的關系。在統治者信賴神權的封建時代,由于道情所具有的形象與情感的特殊感染力,使得統治階級殫盡全力利用道情以及其它藝術形式來渲染、美飾道教,強化人們的道教心理和道教情感。道教徒們將道情藝術作為宣揚道教的手段,使道情為傳播道教服務,這就使道情發展成了一種具有獨特意義和風格的,受道教影響至深、至久的,帶有濃重道教色彩的戲曲藝術。我認為,用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中所說的:“藝術之發展多受宗教之影響;而宗教之傳播亦多倚藝術為資用”這兩句話來概括道情與道教的關系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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