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浪潮下的鄉村儒學——鄉村儒學筆談
欄目分類:國學資訊 發布日期:2016-07-14 瀏覽次數:次
主持人:應該說,拔根是一個敏銳而有概括力的說法。它從社會學的視野揭示了鄉村在城市化進程中面臨的窘境,直指問題的核心。中國思想一向重視深根固本,強調本固枝榮,一棵大樹被拔根意味著它失去了穩固和平衡的基礎。顯然,作者的洞見主要是基于社會組織變遷的視域,但是,社會組織不同于自然組織,任何社會組織變遷都是某種理念指導的結果,而全面否定作為傳統鄉村社會精神基礎的儒家思想,片面地將儒家等同于落后反動,正是拔根的精神動因。因此,社會組織的基礎遭受了重創,其修復應該從理念層面開始,對鄉村而言,就是從人倫價值、家庭價值和文化生態開始,從天人之際開始,這就是鄉村儒學的意義之所在。
首先向尼山圣源書院從事鄉村儒學教育的諸位表達我的敬意。我去年8月曾來過一次。這次來又看了兩個村莊的講學場景。初步的印象是,當地的人心的確變得“柔軟”了,鄉村增加了溫情,因此很受鼓舞,也有了進一步思考的依據。我所思考的問題是,對今天的鄉村儒學如何定位,如何理解它的意義,以及它還需要關注和應對哪些問題。
這取決于如何認識這個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也就是“拔根”。雖然這個特征在梁漱溟先生他們從事鄉村建設的年代就顯露了跡象,但今天尤其突兀。這里的“拔根”有兩層意思:一是個體化、個人主義拔去了家庭之根;二是城市化和城市信仰拔去了鄉村社會之根。
從家庭來看,我們以前都認為它是社會的細胞或基礎單元,是社會之根,家庭安定和美,社會就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但是現代化進程造成了與這種觀念相背離的現象,有太多的力量將個人從家庭中拉出去,讓他脫離家庭,變成孤零零的個體。將人拉出家庭的力量,首先是社會分工加劇在起作用,傳統家庭具有的幾乎是全能的功能,不少被國家、政府和新的社會組織弱化了,甚至取代了。同時也要看到,數十年來我們的教育和教化體系并沒有充分意識到維持社會成員對家庭、父母的忠誠的重要性,甚至曾經長期將之與社會割裂開來、對立起來。這樣,家和家庭的重要性,至少在人們的觀念中大大弱化了,顯得不那么重要了。于是孝道衰微、人倫顛倒、離婚率不斷增加等問題就出現了。
拔根的第二個層面是對鄉村社會整體而言。我們都認為鄉村是中國的基礎,甚至說中國文明就是農業文明,三十年來不斷強調的“沒有農村的穩定,就沒有中國的穩定”也是這個意思。但是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遭遇了城市化。當然不應該反對城市化或城鎮化(順便說一句,它在歐美都是指Urbanization,只是到了中國才被分割成兩個對立的概念,并指向兩條不同的道路)。作為工業化的伴隨物,如果承認工業化不可避免,城市化也就不可避免。但作為工業化的伴生現象,它原本是一種自然進程,絕不是由行政力量強行推進的。問題是,從世紀之交開始,我們的各級政府都把它當成了至上命題和迫切任務,當成了所有中國人的歸宿或終極目的,以至于形成了城市信仰。于是鄉村的處境就可想而知了,“消滅村莊”“讓農民變市民”甚至“消滅農業”的論調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政策實踐。曾有報道說中國十年間消失了90萬個村莊(自然村),我最近做了一個推算,從1991年到去年年底,全國消失的自然村至少有140萬個,也即從大概420萬個減少到不足280萬個。這種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現象造成了一種世界稀有的“賤農主義”,也即以農為賤,將農業、農村和農民都視為落后的存在,必欲“消滅”而后快的思潮。這種思潮及其相伴的城市化洪流,將鄉村的青壯年裹挾而去。因此,鄉村以及仍然還留在鄉村的居民就顯得失魂落魄,因為他們被告知自己的明天是在城市。
在這樣的格局下,我們很容易切實地理解鄉村儒學、鄉村建設的重要性。如果把儒家教化的旨歸理解為以家庭關系為中心擴展開來的鄉村秩序的重建,那么推進鄉村儒學就是在固本培元,具有收心的作用,將過于外向和外放而“變硬”了的心——舍棄家庭走向社會、舍棄鄉村走向城市,乃至于舍棄中國走向歐美——收回一些,使其趨于安寧和柔軟,它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外部力量對家庭和鄉村的解構。進一步說,它的效應不限于鄉村,在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鄉村新一代將走出鄉村而變成城市居民的趨勢中,我們會發現,一個受過儒家倫理熏陶而將其內化了的鄉村居民,更容易成為溫文爾雅的城市居民。
當然,也要看到它的艱巨性,以及它努力的方向和重點。在個體化和城市化已屬既成事實,并且很有可能還要加劇的情況下,今天的狀況要比上世紀30年代的先賢們所面對的更加嚴峻。這要求今天的儒學推進者具備更多一些的作為現代社會的“醫生”的識見,使人們在承認現代化帶來了多方面的進步、具有許多建設效應的同時,也認識到并告訴“患者”,它所造成的退步和破壞效應,從而對抽象的和被高度美化了的“現代化”有著較為客觀、全面的認識。在這一基礎上,需要重新找回并進一步發現、闡釋和弘揚家庭的價值、鄉村的價值,讓在個體化、城市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的人們重新體悟到維持家庭的圓滿和鄉村的可持續的重要性。
就目前的學術界而言,這種重新發現和闡釋遠遠不夠。我個人的淺見是,即便在那些后現代的、社會保障體系非常健全的社會,家庭仍然是也必須是人生的港灣。反過來說,人生的港灣永遠只能是家庭,任何輕視家庭的社會都不可能是健全的社會,不以家庭為起點和歸宿的社會保障體系也難以成為能充分滿足個人需求的社會保障體系。而社會的重建,包括社會保障體系的充實,必須從家庭開始,從重拾家庭倫理開始。
進而,在不否認城市化仍然是近期的主要趨勢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對鄉村有一個認識的底線:它肯定不只是“鄉愁”的寄托之所,還必然繼續是中國的“根據地”和“大后方”。是的,使用這類詞語并不意味著可以把人生和整個國家的進程都當成“戰場”。我們不可以對鄉村抱有理想化或浪漫主義情懷,但是也必須警惕對鄉村價值的貶損。從人性的需要以及“風險社會”的角度而言,與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相比,鄉村的天然優勢在于它是高度統一的空間:生產與生活密切結合,人與自然高度融合,今人與古人(祖先)及后人(子孫)共同聚居。這就避免了過度單一性的勞動或工作對人的異化,避免了人與自然的對立,也實現了世代的傳承及繼替。換句話說,在自然、文化和社會的意義上,它具有更為顯著的可持續性,避免或緩和了沙漠化的大都市帶給我們的困境。
為了讓傳統得以修復,讓現實更加堅固和完善一些,鄉村儒學的宣講內容當然要“返本開新”。至于如何“開新”,以培養超越了差序格局的“世界公民”,遠非一己之見所能及,而有待于儒學的研究者和踐行者們進一步探索。
鄉村儒學如何可為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桂華
主持人:桂華博士提出了一般社會學者容易忽視的問題:“農民活著的意義是什么?”他認為農村的386199(婦女兒童老人)部隊,被資本和社會主流文化同時拋棄,如何為他們提供精神營養,是鄉村儒學的主要任務。因此,他提出鄉村儒學要為鄉村注入儒家倫理精神,重建人倫底線,讓農民的日子過得富有價值和尊嚴。他因此希望儒學走出書齋而深入平民生活,既為鄉村建設注入文化力量,也為儒學發展探索新的出路,這是一個社會學者對于當代儒學的期盼!他的觀察敏銳而深入,觸及了村民生活背后的精神世界,從社會學角度印證了鄉村儒學的當下意義。
將儒學與鄉村建設結合起來非當下之首創,遠至北宋呂氏鄉約就是將儒家倫理精神轉化為社會組織的行動,近則有梁漱溟先生在山東河南從事的鄉村建設實驗也是從這方面著力。儒學需植根鄉野才能成為“活”的文化,鄉野經儒學教化才能變得文明,儒學與鄉村社會相輔相成。
當前欲將儒學運用于鄉村建設,則必須挖掘儒學“活”的資源。鄉村儒學與鄉村建設的關系即是,注入儒家倫理精神,探索改造鄉村生活方式,讓農民的日子過得富有價值和尊嚴。
從價值意義角度討論農民過生活,這涉及儒學或者說中國文化的最深層次內涵,即中國人的本體價值是如何滿足的。我們通常說中國沒有宗教,但是卻不能說中國人沒有對生命價值的追求。我們每個人活著都有一個“終極關懷”追問。梁漱溟先生認為我們中國人的倫理生活具有宗教性價值,即“道德替宗教”。我們講倫理本位,講禮樂傳統,都構成解釋這個問題的很好理論資源。現在探討儒學與當代鄉村建設的關系,需要考察農民如何從倫理生活中實現其終極關懷的信仰問題。
最近幾年,農村出現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是農村老人自殺趨勢急劇上升,湖北局部地區老年人的自殺率非常高。這種情況與當前農村社會的“空心化”狀況有關,顯示農村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的不足性與緊迫性。所以,我們要進行鄉村建設,要探索中國文化傳統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這是鄉村儒學在當代要有所為的問題。
鄉村建設的精髓是發動群眾,從事鄉村建設的第一步是要找到可依賴、可發動的農民群體。當前農村的主體人群是386199部隊,我們能夠發動這個群體做什么?“三留守”是資本侵蝕鄉村的后果,是城市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我們要區分鄉村建設的最高目標和最低目標。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的前提是,386199部隊可以做什么?有人提出依靠他們去抵抗資本,還有人指望386199部隊來復興我們中國文明,這些目標都定得太高而很難實現,我們不妨從最基礎的做起。趙法生老師在山東建設鄉村儒學講堂,講授“三字經”,他定的目標就很切合實際,他認為講堂的任務就是讓農民明白,“打自己的老子(父母)是不對的”。孝順父母,這是做人的最低底線。造成當前農村老年人自殺最根本的原因是老人不被子女尊重,他們的做人尊嚴得不到保障。進行鄉村建設,減少老年人自殺,讓老年人活得有尊嚴,這些底線要求可以做到。我們自己也從事鄉村建設實驗,在湖北的四個村建設老年協會,已經堅持十多年。方法比較簡單,在每個村給老年人建設一個活動場所,老年人每天都去娛樂,每天都去見面,在那里聊天打牌唱戲扭秧歌,效果很顯著,當地農民都總結說“吃掛面的少了”(吃掛面就是上吊自殺)。
在農村建設老年人協會或者是儒學講堂,核心是將理念上、典籍中和經書上的儒家文化轉化為能被農民理解接受的生活習慣。真正有生命力的鄉村儒學需要以社會組織的形式存在。傳統村莊不僅是地域意義上的團體,而且也是一種具有公共價值生產能力的社會組織。圍繞鄉村建設底線目標,儒學可為之處在于重塑有道德規范的鄉村公共生活。
我們在農村調查中發現,哪個村莊有一棵大樹,那個村的老年人自殺率可能會比較低。為什么?因為有大樹象征著這個村有傳統,一百兩百年以上的村莊才能夠長出大樹。村莊有大樹的地方,農民傍晚時候會聚在那里一起吃飯、聊天,老人小孩,不亦樂乎,這就形成了有文化的鄉村公共生活。村莊共同體就在大樹下面。現在農民把房子建得很好,有了高墻大院,院子里面還養著一條惡狗,這時村莊公共生活逐漸消失。公共生活與公共場所互為表里,當農民將家里客廳都裝修得非常漂亮后,其他人就不愿意進去,進去會把你的客廳弄臟,無事不登三寶殿,農民串門的心理成本非常高,所以農村有一個公共場所非常重要。協會或者講堂成為鄉村中的公共場所,在其中所有人都是自由平等的,誰走誰來都沒有關系。有了公共場所,就會形成公共輿論,道德規范就逐步生產出來,村莊生活就會逐漸恢復其公共價值性。
在當前主流話語中,“鄉村”作為與城市生活方式不同甚至對立的形象出現,她象征著傳統、原生態和反資本。重建“鄉村儒學”,既是為鄉村建設注入文化力量,也是為儒學發展探索出路。任何革命都是從邊緣地帶發起的,在資本力量無孔不入的時代做一些具有對抗性的事情,就必須要走到邊緣群體中,農村是整體社會的邊緣,386199這群人又是農村的邊緣。他們被資本拋棄,也是被這個時代主流文化所拋棄。因為邊緣,因為被壓抑著,所以我們只要給一點陽光他們便燦爛。
現在為什么廣場舞會全國跳起來,是因為這個時代沒有給跳舞這群人別的娛樂活動與生活方式。我們能指望大媽大爺們像城市小中產階級那樣表達小憂傷和小清新情調嗎?從事鄉村建設,首先需要我們找到農民的迫切需求。我們不要期待太高,知識分子設想的東西也許是我們自己想要的,也許農民想要的是“有路燈”而不是“看星星”,我們不應該把這些城市人寄托的東西放在農民身上。從農民的角度出發,找到農民最需要的和最能夠燦爛的地方,確定鄉村建設的底線目標。我們能夠做的事情就是給一點陽光,讓農民自己去燦爛。相信鄉村建設大有可為,至于怎么組織、什么機制、何種策略等,還需要我們在實踐中逐步探索總結。
鄉村儒學要解決什么問題
北京大學哲學系 干春松
主持人:干春松教授從三個層面對于鄉村儒學目標提出建議:首先,鄉村儒學的最低的目標是為留守農村的人們提供急需的倫理文化服務,重建家庭倫理;其次,鄉村儒學應該總結梁漱溟等先賢的經驗,探索重構鄉村組織,以補充現有體制在情感和組織上的欠缺;最后,重新選編適合于鄉村和社區的儒家通俗讀物,結合現代社會的特點進行新的解釋,建設儒學適應于現代的教化系統。他特別提醒,那種基于政績考量而進行的強制性的儒學推廣,可能使鄉村儒學難以真正成為鄉村民眾的自覺選擇而失去生命力,這同樣具有發人深省的啟發意義。
現代儒學的困境最初的起因就是因為西方的沖擊所導致的經濟中心的轉換,即是由城市經濟取代鄉村的農業生產方式,這種方式一方面是對家族為核心的生產消費模式的破壞,另一種方式則是導致人口逐步向城市轉移。確切地說,這種狀態在20世紀20年代就逐步明顯,所以引發了以梁漱溟和晏陽初等人發起的“村治”運動,試圖摸索一種新的現代化的模式。
但是,因為戰爭和其他的政治原因,儒家與其他的信仰體系一樣,在很長的時間里,成為被清除的對象,所以,儒家思想在鄉村社會的公共生活中失去了活動空間,而只是沉潛于人們的內心深處。
1978年之后的改革,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對于家庭價值的再肯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出現,在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的同時,告訴我們中國人文化傳統中的家庭價值依然被人們實際生活所重視。但這樣的改革是更大規模的社會變革的開端,城市化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新的形態,而廣大的農村地區則日益邊緣化。由于青壯年人口離鄉打工,知識群體在接受教育之后,也不再回到農村,這導致農村成為失去勞動力的老人和未成年孩子,還有留守農村婦女的天下,這一次的農村變革是一種新的經濟形態的必然過程,即當工業化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新的動力的時候,農業在整個經濟格局中的邊緣化,由此導致了農村的空心化。而在山東出現的鄉村儒學,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變局下興起的,所以理解這個社會背景對于我們理解目前正在進行的鄉村儒學現象,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是,這次鄉村儒學試圖解決的問題是什么?鄉村儒學是要解決因為城市化、鄉村邊緣化或者是空心化而導致的留守人員的精神問題和生活問題嗎?還是想如梁漱溟先生那樣重建一個鄉村的秩序呢?我想無論是哪一個目標,這都不是每隔半個月宣講儒家經典所能解決的。目前農村的問題是由農村現實的生產格局所決定的:受過初中以上教育的年輕人都已經不愿留在農村了,因為從事農業勞動的收入,或者相對枯燥的生活方式已經不能吸引他們留在農村。他們不會為了孝順年邁的父母或照顧年幼的孩子而留在農村,甚至出門打工是寄托了全家人改善生活條件的使命。
因此我們必須回轉來思考,鄉村儒學是否要建立一個最低的目標,即讓留守的農村的老人和婦女、小孩處理好家庭的關系,以傳統的家族倫理原則來規訓那些不愿意照顧老人的人。
然而,鄉村儒學應該有更多的追尋,梁漱溟等人進行的鄉村建設運動其重要的使命是面對已經失去家族制度依托的農村建立起一種替代性的制度,梁漱溟稱這樣的組織為“鄉農組織”。但是,客觀上并沒有收效。現在的鄉村儒學也應該建立起一種新的秩序。現有的鄉村,其組織架構是村委會,在集體制向家庭承包責任制轉變之后,集體制本身所包含的社會保障(即使很弱)功能也宣告解體,因此,鄉村儒學需擔負一個新的鄉村組織建構的使命,以補充現有體制在情感和組織上的欠缺。
最后,鄉村儒學與其他的儒學形態的關系問題。目前尼山腳下的鄉村儒學活動,其核心是通過對《弟子規》等通俗的儒家讀本的宣講來傳播儒家的價值。然而,我們還必須考慮,可持續的儒家教育的問題。當務之急是選擇一些傳統的家訓和其他的通俗的儒家讀物,對之進行編寫和結合現代社會的特點進行新的解釋。
在我看來,鄉村儒學還是一種在嘗試過程中的新生事物,其生命力和普遍適用性都需要通過時間和更多的成功經驗的驗證,而那種基于政績考慮而進行的強制性的推行,都可能使鄉村儒學難以真正成為鄉村民眾的自覺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村儒學或許需要更多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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