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城市觀

欄目分類：國學資訊   發布日期：2016-06-29   瀏覽次數：次

　　城市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特征，薈萃著人類社會的物質和精神文明成果。艾丹·索撒爾在《城市理論與中國城市》中說，中國具有“歷史最為悠久、規模最為宏大的未曾中斷的城市文化傳統”。而中國古代道教的城市觀，對于中國古代城市文化傳統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

　　道教關于“城市”的思想，源自于先秦的道家。

　　在中國古代思想境域中，“道”不僅是一個普遍的宇宙論和生命本質概念，而且是一個倫理或社會學范疇。從社會倫理角度來說，“道”所指的是一種基源性的社會聚合力或向心力。而作為表達社會聚合力的共識性范疇，“道”也就成為古代中國城市文化的概念化表征。

　　《管子》說：“愛民無私曰德，會民所聚曰道。”明確把“道”規定為社會聚合生成的根本原則。唐代尹知章在解釋“會民所聚”的時候說：“聚，謂眾適宜也。能令眾宜，道之謂也。”把“道”直接解釋為“聚民”。而“會民所聚曰道”，意思就是說：領導者順從民心，公正而合理地安排人群之間的關系和秩序，使大家安居樂業，便可聚集成一個和諧的社會群體。

　　把“道”作為社會聚合生成的根本原則，表明古代中國人很早就萌發了以“道”為理念的城市化生存意識。《管子·治國》中具體說明了古代中國城市文明的歷史生成邏輯：“舜非嚴刑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這段話內含的意義在于：舜實施“無為”之道，因而人民皆主動地歸附于他，并聚居在一起。于是，人們的聚落方式，逐漸從荒野部落走向了筑城而居，進而建立起規模更大的城市或城邦，并最終形成了以都城為中心的國家。

　　而先秦老莊所論之“道”，也包含著對城市聚落發展的人文關照。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就是指通過實施“道”，使民眾聚而居之，便可建立恢弘和諧的城市或國家。

　　后來道教繼承了這種對于“城市”看法。道教經典《太平經》中明確地提出了一個城市聚落概念——“都市”。《太平經》說，都市為“天下所以共致聚人處也”，乃“作道治”的結果：“作道治，正當如天行。不與人相應，皆為逆天道。比若東海居下而好水，百川皆歸之。”這里所謂的“作道治”，實質上就是構筑古代中國城市文明的“會民所聚”之道。

　　二

　　作為匯聚財富和商品交易場所的“市”，是中國古代城市形成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對于道教來說，盡管在個體生活上提倡克制欲望、節儉消費，但并沒有刻意抵制社會整體的物質財富生產和消費。在這個領域中，作為經濟倫理的“道”，又成為一種驅動社會財富增長、實施財富合理流通和分配的內在精神力量。

　　在先秦道家思想家看來，城市的核心經濟功能在于積聚財富、促進流通，以保障民生富足和安定。例如，《管子》提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即強調實施“無為”之治，因循民眾趨利天性，鼓勵城市化的商業流通活動，以增進社會財富積累。

　　而道教經典《太平經》，對城市的經濟功能作了更全面的總結：“非若市，但可聚財處也。”進而把城市規定為“萬物積聚，各資所有，往可求者”的經濟功能體：一方面，城市是社會財富的匯聚處;另一方面，城市同時具有“有財相通”的功能。也就是說，促進財物的流通互用，保障社會和諧，是城市的主要社會職能。

　　值得注意的是，道教經典中常常閃耀著一種強烈的城市工藝文明精神。例如，《太平經》說“天地為萬物之廬，賢人為萬物工匠”，鼓勵各種工藝技術的發明與應用。因此，古代道教重視“工師”，如卜工、醫工、刺工、鹽工的社會功能，認為“盡諸工巧師”乃城市所不可或缺的實踐精神。《太平廣記》記載，正一道創立者張道陵曾在陵州(今四川仁壽)開鑿鹽井，置灶煮鹽，所得收入“一分入官，二分入百姓家。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由張道陵最早開發的井鹽業，對古代陵州的經濟和城市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與此相應，在經濟模式構成方面，道教特別注重城市職業分工與合作的統一關系。《太平經》中說：“惟人居世之間，各有所宜，各有所成。各不奪其愿，隨其所便安，自在所喜。商賈佃作，或欲為吏，及所醫巫工師，各令得成，道皆有成，以給民可用。”這里并沒有特別突出農業的本位性，而是對商業、手工業、醫療乃至宗教服務業等，一律采取平等對待的態度，明確肯定各種職業的經濟與社會價值。其中對工商業的重視和關注，充分反映了道教對城市化經濟結構的倫理認同。

　　三

　　道教很早就清醒地意識到：城市的過度擴展也可能會帶來人性異化、道德衰敗，以及環境破壞等一系列問題。《淮南子·本經訓》對此有嚴厲的批評：“高筑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云，大廈曾加，擬于昆侖，修為墻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為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鶩，而無跡蹈之患，此遁于土也。”而《太平經》中，更是對城市商業化引發人們的貪欲膨脹和道德墮落，有深刻之論：“夫市，亦五方流聚而相賈利，致盜賊狡猾之屬，皆起于市。”

　　不過，道教思想家批評城市所引發的種種社會問題，決非從根本上否定城市的文明價值和倫理合法性。恰恰相反，他們是基于城市人文環境的特殊性，理性地要求提升對城市社區的道德建設及管理水平，使其更符合人性和生命價值需求。這種思想，早在莊子那里就有論述。莊子贊美古公亶父因“尊生”而聚民筑城：“夫大王亶父，可望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充分反映一種追求生命本真價值的城市倫理取向。

　　而《太平經》更明確提出，“都市”不僅是物質財富的聚集和流通場所，而更應該是“聚道與德、仁與賢渘”的人類道德治化和文明提升的境域：“欲與國千斤金，不若與一要言，以致治太平，除災安天下。古者帝王未嘗患財貨，乃患貧于士，愁大賢不至，人民不聚，皆欲外附，日以疏少，以是不稱皇天之心。”言下之意，招引道德高尚、有才能的賢人來管理城市和治理天下，是比積聚物質財富、修筑城墻等更為緊要、關鍵的問題。一個城市或國家如果只知道“聚珍寶財貨”，而不推重“賢明者”實施教化治理，則必然導致社會的混亂無序，所以《太平經》中說：“金城九重，不如事一大賢也。”

　　道教還主張集中天下所有人的智慧，共同促進城市和國家的發展。譬如，《太平經》提出一個特別建議：筑修“來善之宅”。所謂“來善之宅”，就是在城市的交通要道上修建一座“房子”。這所“房子”周圍封閉，只開一些小窗口，用來收納民眾投遞來的書信，以“樂四方疏達，不復閉絕也，欲使賢者各疏記其辭，投此太平來善之室中也”。“來善之宅”其實就是為方便獲得各方建議，招納賢才的城市公共管理設施。

　　依上可見，古代道教思想家把“城市”的精神本性歸結為“道”，全方位地強調城市聚民、聚財、聚德的社會功能，致力于追求和諧發展的城市理想。這不僅建構了中國古代城市聚落意識的生成邏輯，更體現出一種關切人類整體生存和道德文明提升的城市人文精神。

來源中國道家養生網 www.elev8cor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