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最直接地反映時代要求
欄目分類：國學資訊 發布日期：2016-07-20 瀏覽次數：次
在這個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如何看待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組成部分的各家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學術界有一個不好的思維方式，就是片面化和極端化。在“評法批儒”運動中，法家思想被看作是革命的、進步的，因而被肯定和贊揚，儒家思想則被看作是腐朽落后的，因而被否定和批判。而近些年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都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大力的弘揚，法家思想卻被認定為代表封建專制而被貶抑。學術界對儒家和法家的評價完全反轉過來，但是或者完全肯定或者完全否定的思想方式并沒有改變，而這種思維方式無法讓我們切實地認識各家思想真正的價值和弊端。
我們應該如何來看待法家?我認為一定要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來分析法家的是非、功過和得失。如果我們能夠認真地看一看古代的典籍，研究古代的思想，尤其是春秋戰國的思想，就可以看到，法家思想最直接地反映了時代的要求。那么，當時是怎樣的時代?這個時代有三大特征：一是大分裂，二是大戰亂，三是大變革。分裂就要求統一，戰亂就要求和平，變革就要求變法。針對這些問題，法家提出了自己的主張，這些主張完全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所以我認為在這一點上法家必須被肯定。
比如說，要解決分裂的問題，法家提出廢除分封制，建立中央集權的郡縣制。西周實行分封制，到了東周以后，諸侯割據導致紛爭迭起，所以說，那種世卿世祿的分封制已經過時，法家于是提出了廢除分封制而建立郡縣制的主張。
又比如說，要解決戰亂問題，法家主張用戰爭來解決戰爭問題，用暴力來制止暴力問題，而不是像儒家提出的德教、禮教，或者用道家的無為而治。這些都不能解決當時的戰亂問題，都不能產生有時效性的、立竿見影的效果，只有用暴力來解決暴力問題，所以法家主張富國強兵。
至于大變革的問題，法家主張變法。春秋戰國是古代中國的一大變革時期。在這一時期，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發展。鐵器被大量運用，代替了以前木制和石制的工具。生產力大發展就可以深耕細作，開荒種地。人們可以在井田之外開墾土地，于是原來的井田制不能再維持，公田王有制變成了土地私有制。小農經濟大量出現，地主將土地租給農民來耕種，新的地主經濟產生。
廢除井田，承認私田，土地可以買賣。正是由于這樣的大變動，一些原來處于社會下層的、權力少或者無權的富有新貴們就要起來爭奪權力，于是政權逐步下移。這是非常重要的變革。而法家正是適應這種變革而提出自己的思想和主張。例如否定井田，承認私田，否定分封制，建立郡縣制。這種制度在法家變法之后，尤其是比較徹底的商鞅變法之后建立起來。漢承秦制，就是說，漢朝也是采取這一制度，實行土地私有制，否定井田制。這一制度一直沿用了兩千多年，這是法家變法的結果。如果沒有法家的推動，中國君主官僚社會這樣長久、這樣富強是不可思議的，所以說，法家在中國歷史上的功勞非常大，在這一點上，其他任何學派都無法和法家相媲美。
至于為什么秦王朝運用法家思想治國卻失敗了，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說明法家思想又有很大的缺陷。法家是主張變革的，在取得全國政權之后，就要改變治理措施，采取與民休息的寬民之政，可是他們沒有。我看到一則材料，說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還保留了200萬軍隊。這個數字不得了。三分之一的男子都要參加軍隊去打仗，北方打匈奴，南方打山越，生產怎么辦呢?再加上他好大喜功，大動土木，修筑長城，修建阿房宮和驪山墓，各種賦稅多倍增長。這樣沉重的徭役和賦稅百姓怎么能夠承受?于是便有了陳勝、吳廣起義。陳勝、吳廣在大澤鄉遇到大雨，到北方戍邊的時間被延誤。雖然是因為大雨而延誤，但按照刑法的規定，延誤就要斬首，不得寬宥。這些人沒有辦法，只好起義。所以說，秦統一六國之后沒有改變治理措施，又加重了刑罰，致使百姓無法承受，這是他們失敗的原因。這是歷史的教訓，后來儒家的賈誼等人都批評秦政，認為攻守之勢異也，天下是馬上得到的，但馬上可以治之乎?
這就是我所要談的法家的功過和偉大的歷史意義。歷史意義之外，是不是還有現實意義呢?這一點是不能夠否認的。法家的優秀思想我們要吸取，落后的思想要予以拋棄。
比如說，我們現在強調要建設法治社會，法家的法治精神是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的。法家主張因時而立法，按照不同時代的不同情況來立法，不法古。儒家也好，道家也罷，他們都認為古代最好，現代不如古代。法家則認為，時代不同，思想和制度也不一樣，現代可以勝過古代。這樣的思想也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此外，法家發揮了黃老之學。韓非講道，講理。什么是道，什么是理?這一問題在《解老》《喻老》中第一次被比較明確地界定下來。萬事萬物的總法則是道，事物的具體性質和規則就是理。人行事要因循事物之理而不能主觀妄為。這樣的思想是我們可以繼承的。
至于法家的“術”，它是在講如何選拔官吏和考核官吏的問題，主張要刑名參同，循名責實。一個官吏的能力是否適合他的官職，他的職責完成得好不好，都需要考核。這是我們仍然可以使用的。
當然，繼承法家思想的同時還要重視道德教化的問題。商鞅和韓非不重視道德教化。但是，法家思想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吳起就主張既要有法，又要有德。《管子》中的法家也吸收了儒家的禮。單純強調法治而放棄道德教化是不行的。
總之，我認為，法家思想在歷史上的貢獻，我們要肯定，法家思想的現實意義，也值得認真地分析和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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