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讀《墨子》
欄目分類：國學資訊 發布日期：2016-07-20 瀏覽次數：次
在我國歷史長河中，《墨子》一書的命運和經歷相當獨特。比如，很多傳世先秦典籍至少在唐以前就形成了具有高度穩定性的經典文本，可《墨子》的經典文本至今都沒有形成。從秦漢至清中葉，歷代統治者均不提倡《墨子》之學，士人也絕少理會，以至于兩千多年間幾無學者研究或批注該書。今天我們讀《墨子》，最好是讀孫詒讓《墨子間詁》，而以今人吳毓江《墨子校注》作輔助。
《墨子》堪稱古代百科全書，其內容涉及哲學、政治、邏輯、科技、軍事等各個方面。據學者研究，今本《墨子》之前兩篇，即《親士》和《修身》，應為墨子自己所作，帶有學于儒家又脫離儒家的痕跡;接下來五篇，即《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可視為墨子中年時期講學的記錄，乃墨子去世后其弟子根據記錄增益而成，為墨子思想之綱要;第八篇到第三十九篇(中缺八篇)，共十一個題目，即《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非儒》，各題往往分上、中、下，大多數篇章均以“子墨子言曰”開頭，殆為墨子去世后墨家三派各據所記而整理的墨子講學記錄，是研究墨子和早期墨家最基本最可靠的材料;第四十篇到四十五篇，即《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應當是戰國后期墨家之作品，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出自一時;第四十六篇到五十篇，即《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是墨子后學關于墨子及其主要弟子言行的記錄，寫成時間應當較早，為研究墨子生平事跡的可靠材料;第五十二篇到七十一篇(中缺九篇)，即《備城門》等，當是墨子講授防御戰術和守城工具的著作，由禽滑釐及其弟子根據記錄整理而成，寫于墨子晚年及禽滑釐時代。(參閱孫以楷等《墨子全譯》前言)
讀《墨子》，首先要了解墨子言說之特點。
眾所周知，墨子“非樂”。如果把墨子反對之樂看成藝術的代表，可以說在藝術方面，墨子表現了小生產者汲汲于功利的特點，他可能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知美卻反對求美的學者。無疑，墨子之“非樂”不僅反對音樂活動本身，而且反對社會上層欣賞音樂時衣食住行諸方面的享樂，因為這些不符合兼愛百姓之道。可無論如何，他畢竟是出于功利的考量，摒棄了美好的藝術。《墨子》文章映射了墨家重功利的特點。在先秦諸子中，它們可能是最缺乏文采的，無《論語》之簡約深遠，無《孟子》之雄辯恣肆，無《荀子》之縝密精細，更無《莊子》之奇詭謬悠。先秦時候就有人說它“不辯”了：“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故其言多不辯。”(《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實際上，向世人宣傳自己的理念和學說乃先秦各家“為文學、出言談”的一致取向，其用世之追求是一致的。故司馬談謂：“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論六家要旨》)在為文學出言談時，各家往往采用特定手段，以期在聽讀對象那里得到更好的效果。墨子及其后學則跟其他諸子大異，他們刻意彰顯為文學出言談之“用”，而貶抑有可能帶來干擾的“文”，遂使其文質樸有余而文采不足，成為史上一大憾事。然而換一個角度說，“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陶淵明《飲酒》二十首“青松在東園”)，《墨子》一書不僅因為特出之思，而且因為獨到之文，強化了先秦諸子的多元性，何嘗不是史上的幸事呢?
《墨子》文章有多種類型，具體的讀法不能千篇一律。
讀《非命》等篇，要留意其論證方法即“三表”(或曰“三法”)�！赌�·非命上》云：“……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下》說言有三法，內容大抵與上引三表相同。《非命中》提及言之三法，表述稍有差異。至于實踐方面，《非命》上、中、下，《非樂上》，《明鬼下》等篇，都是運用三表法的典型作品，唯有時有所側重，非平均用力罷了。我們應該高度重視墨家對立言方法極其可貴的探求、總結和實踐。從文章寫作尤其是論議文寫作方面看，圍繞某些基本原則來立言，意味著歷史前進了一大步，對文章邏輯思維、主體結構及表述方式的成熟有重大意義。作為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在這一方面的貢獻超出了開辟儒家的孔子與開辟道家的老子，甚至超出了孟子;在這一方面，就其所為文學所出言談而言，墨子在荀子以前是罕有其匹的，就其為文學出言談達到某種自覺而言，即便是荀子以后，墨子也罕有其比。
傳世《墨子》五十三篇，“最宏深而最難讀者，莫如《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之六篇”(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畢沅稱此六篇“訛錯獨多，不可句讀”(畢注《墨子》)。譚戒甫先生治此六篇，斷續花了四五十年時間，也才“大概弄清楚”。他這樣說：“此六篇書，素號難讀。梁任公曾舉出‘八難’，是確實的。我在四十多年前即開始研究此書，因學過電機工程，就在物理、數學、邏輯一些知識的基礎上，得到初步門徑。隨后大感不足，又專習文字音韻有年，專習周秦諸子有年，專習經史要籍有年，專習佛學因明有年，還涉獵旁門雜術，遠及于東西洋各種學藝著作又有年。在這斷斷續續幾十年中間，像作戰一樣，總是緊緊包圍著這六篇書，向它發動無數次的進攻;雖吃過很多敗仗，只因艱苦奮斗下去，終于拔除了很多要塞和據點。”(《墨辯發微》序)《墨子》此六篇著實令人生畏。而自《備城門》以下十一篇，注重軍事技術，講論抗敵守備之法等等，岑仲勉先生認為其在軍事學中，“應該與《孫子兵法》，同當作重要資料，兩者不可偏廢的”(《墨子城守各篇簡注》自序)。然此十一篇亦稱難治。章炳麟《孫詒讓傳》稱：“《墨子》書多古字古言，《經》上、下尤難讀，《備城門》以下諸篇，非審曲勿能治。”至少在清中葉以前，《墨子》可稱絕學，其《墨辯》及《備城門》部分凡十七篇，約占傳世《墨子》三分之一，則可謂絕學中的絕學。譚戒甫、章炳麟諸先生已經提示了研讀這類篇章的一些重要方法，各位自可借鑒。
讀《墨子》尤須關注它對當下的價值。
從某種意義上說，墨家學說原本是儒學的解構性力量(當然，它跟儒學的關聯極為復雜)。儒家立于一尊之前孟子竭力排擯墨學，儒家立于一尊之后墨學不興，這是一個重要原因。但這正顯示了它在中華文化構成中不可替代的價值。當下弘揚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理應重視它對儒學的某種矯正作用。舉例言之：第一，墨家勇于實行，對偏重于向內尋求和拓展的儒、道兩家都是一種反撥。第二，儒家傾向于將思維限定在政教倫理范域。如荀子稱：“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圣人矣。”(《荀子·禮論》)又說：“……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荀子·天論》)墨家科學精神對這種偏向是有益的修正。盡管從具體層面上看，墨家之科學早已經被歷史超越，但其科學精神卻可以作為文化的一種重要根柢，永遠不應被遺棄。梁啟超嘗感慨：“在吾國古籍中，欲求與今世所謂科學精神相懸契者，《墨經》而已，《墨經》而已矣。”(《墨經校釋》自序)第三，墨學之兼愛說主張沒有等差的愛，從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儒家張揚的君臣父子秩序，故被孟子歸到“無父”“無君”之列(《孟子·滕文公下》)。而在當下，用墨子不講究等差的兼愛思想，來修正孔子不脫離等差的仁愛觀念，也許是值得考慮的重要理論和實踐要求。
除此以外，墨子“非攻”也有極高的現代價值。這種價值不在于他反對攻打別國，而在于他采取反對立場的如下依據：“虧人自利”即不仁不義，“茍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墨子·非攻上》)。墨家既不諱言利，又反對“虧人自利”，既不虛廓，又有價值擔當，比較適合現代社會的需要。墨子還有利他觀念。夏曾佑《中國社會之原》云：“老子為己者也，孔子人己并為，墨子為人者也，其宗旨愈改而愈優。”(《新民叢報》第三十五號)墨子利他觀念當有助于矯正現代人對自我的過度沉迷，激發他們對世人的關愛。墨子有平等觀念，這體現在禮教政治諸多方面。比如政制方面，他張揚“雖天亦不辨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墨子·尚賢中》)。司馬談評墨家禮制，嘗云：“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論六家要旨》)而這顯然符合現代社會的需要。
總而言之，《墨子》有待開掘的價值甚多。儒學之所以被西漢迄明清的漫長歷史選擇，主要因為它是維護、促使秩序正常運轉的意識形式。而不被這段歷史選擇或重視的學說，比如墨學，也不見得沒有價值，它只是因為蘊含著對體制的挑戰，而受到壓抑和擯斥而已。戰國時期，儒墨并稱顯學，墨學必有不同尋常之處。它對民族生存之重要意義，近代以來，已為很多學者肯定。比如梁啟超斷言：“今舉中國皆楊也，有儒其言而楊其行者，有楊其言而楊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楊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知楊不知墨而楊其行于無意識之間者。嗚呼!楊學遂亡中國!楊學遂亡中國!今欲救之，厥惟墨學，惟無學別墨而學真墨……”(《子墨子學說》，《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七)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讀《墨子》要提防歷史上那些板結固化的認知。以一種開放的心態面對經典，你會發現更多的真相。學界總是有人說，要把握墨家批評儒學的立場云云。其實，嚴守這一立場，會妨礙我們理解先秦墨家與儒家的真實關聯。郭店楚墓竹書等出土文獻，足以彰顯將這段歷史簡單化的弊病。其實不惟讀《墨子》，讀其他經典，也應該保持這種開放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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