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萬里：七朝石經的價值

欄目分類：國學資訊   發布日期：2016-07-18   瀏覽次數：次

　　儒家文化繼承夏商周三代禮儀文明與人文精神的精華，并予以總結、發展和體系化，成為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集中體現在《易》《書》《詩》《禮》《春秋》五經以及后來發展形成的十三經文本中，這些經典從口頭傳授到書于竹帛，鐫之石碑，轉抄于紙卷，刊刻于棃棗，傳之于今。

　　儒家石經指鐫刻在石碑上的經典。自東漢以還，計有東漢熹平石經、曹魏正始石經、唐開成石經、孟蜀廣政石經、北宋嘉祐石經、南宋紹興石經、清乾隆石經，即七朝石經。石經作為儒家經典的重要載體，是漢、魏、唐、蜀、宋、清欽定的官方文本，從經文文本到書寫文字都體現出時代的標準，具有歷史、文化和藝術的多重價值。今除唐石經、清石經外，南宋石經尚存大半，其他則多殘毀湮沒。存世實物和文獻記載留存的只是一些外在信息，它僅揭示出石經與漢字和經學發展的關系。

　　就內容而言，熹平石經鐫刻《詩》《書》《易》《禮》《春秋》《公羊》《論語》七經，反映出兩漢相承的今文經地位。正始石經刻古文《尚書》和《春秋》《左傳》，則表明今文經的式微和古文經的興起。蜀石經兼刻經文和注文，可窺五代之際漢魏注文之舛亂。嘉祐石經刻《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孟子》九經，與北宋科舉考試息息相關。紹興石經為高宗御書，其書寫《易》《書》《詩》《左傳》和《禮記》正是孔穎達領銜作《正義》的五經，顯示唐宋經學相承的一面;而《禮記》僅書《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復鐫刻《論語》和《孟子》，顯示出經二程提倡后的經學走向和一位統治者的好尚，以及對朱熹傾力完成四書集注的影響。唐刻十二經和清刻十三經，顯示出經學的發展和在政權穩固時代的地位。至于文本內部的信息，尤其是今古文經本之異同及由異同而關涉的錯綜復雜的歷史糾葛，只能根據出土殘石和傳世稀少的拓本，結合文獻予以縝密考證、研究而獲取。

　　20世紀20年代，洛陽出土大批一字和三字殘石，一時間引起極大的轟動和傳拓研究熱潮，掀開了一千七八百年前漢魏石經的朦朧面紗。熹平石經所刻是五經、六經抑是七經，文獻記載不一，學者持論各異。殘石出土后，經王國維、羅振玉、馬衡、吳寶煒等人相繼傳拓研究，不僅明確考定為七經，進而全面認定《詩》用《魯詩》、《尚書》用歐陽本、《易》用梁丘氏本、《春秋》用《公羊》本、《公羊傳》用嚴氏本、《儀禮》用戴德本、《論語》用《魯論》，平息了數百年的紛爭。七經皆用今文本，是漢代官學文本，也是當時統治者為挽救官學式微的一種舉措。曹劉興替，古文經學紛紛立于學官，遂于正始初年鐫刻三體石經。正始石經究竟刻有幾經，也是千年之謎。三體石經《尚書·無逸》《尚書·君奭》巨碑和小塊殘石的出土，證實王國維《魏石經考》所定《尚書》用馬鄭本的推測。因為石經正面刻《尚書》，背面刻《春秋》，于是石經二十八碑五十六面的《尚書》《春秋》位置大致排定。兩經之外，《隸續》尚有《左傳》文字，王國維推定《左傳》刊至魯桓公而止。這說明刊刻三體經本費工浩繁，曠日持久，而曹魏祚短，二十多年后魏晉禪讓，工程廢止。反映出文化與政治榮損與共，休戚相關。

　　破土而出的殘石，真正能夠讓我們驚訝的還是它的內容。兩漢今古文經學的爭論一直為歷朝尤其是清代學者所關注，并融入到民國古史辨學潮中，衍化成古書真偽之爭。由于無法一睹漢代文本之真，爭論似永無結果。漢魏石經殘石的面世，經研究推排復原，不僅讓我們目睹今文經文本原貌，今古文經本差異，并可由此窺探兩漢經學的側面，先秦秦漢文本流傳中的錯訛，乃至古史與年代學等問題。

　　《毛詩》獨傳一千四五百年，其三百篇古本順序，向無人疑。宋趙明誠《金石錄》說《魯詩》篇第與傳世《毛詩》小異，八九百年來學者信疑參半。經羅振玉對熹平殘石的計算推排，獲知《小雅·彤弓》之后為《賓之初筵》而非《菁菁者莪》;《大雅·旱麓》之后是《靈臺》而非《思齊》，類此不一，證實了趙明誠魯、毛篇第小異的說法。此外，《邶風·式微》，熹平石經一二兩章章次適與《毛詩》相反。章次相異可能是錯簡，而篇第錯舛涉及到春秋諸侯世次問題。魯、毛二家不僅篇次不同，且兩家篇次所呈現的鄭國諸侯世次也都前后錯舛。《詩經》一書，無論為誰或何時編次，其按照各國諸侯世次排列是一種定式，這表明兩家的篇次在戰國秦漢的口傳中都曾顛倒混亂。經縝密研究，古本《詩序》在先秦時獨立于四家詩之外別行，逮及口傳錯亂的四家詩形諸文本，傳授中時有引《詩序》作解者，而《毛詩》經師為顯示其淵源有自，取古本《詩序》(古序文字)分置各詩之前。《詩序》完整的侯國世次與已舛亂的《毛詩》篇次不能相應，經師為保持傳授文本的原貌，援序入經，形成現今所見傳本。《魯詩》殘石的復原不僅可使我們認識和追溯小序的來歷，更可探索四家詩有無詩序的真實面貌。至于熹平殘石和正始殘石《尚書》的異同，則可理清殷商世系中一段糾結復雜的年代學問題。

　　《尚書·無逸》是一篇周公告誡成王的訓辭，周公列舉殷商三宗的經歷與施政作為，勸勉成王。傳世《古文尚書》三宗以中宗、高宗、祖甲為次，馬融和鄭玄以祖甲次于高宗，遂指為武丁之子，《孔傳》和王肅則認為是商湯之長孫太甲。二說各有理據，難判是非。歷代尚書學者費盡心機，多方詮釋，仍難有確切之解。宋代熹平石經《無逸》殘文出土，經排列復原，高宗后無“祖甲”一段文字，而中宗前有近四十字的空位，顯然歐陽本今文《尚書·無逸》是以太甲、中宗、高宗為次，證明孔傳、王肅之說有文本依據。清儒因為《古文尚書》案的牽連，對此還在左袒右袒，猶疑不定。民國間三體石經馬鄭本《古文尚書·無逸》出土，次序與傳世本古文《無逸》一致，在佐證馬鄭本古文前有所承的同時，確定了《無逸》今古文的不同，并使這一異同產生年代推到西漢甚至西漢以前，也使孔、王說之來源上推到西漢。取證于當今出土竹簡的書寫格式，聯系劉向以中秘古文《尚書》校大小夏侯、歐陽三家經文的脫簡實例，祖甲一段文句適為二支竹簡的文字，經排列《無逸》文字，可以確證祖甲應為太甲，原在中宗之前，其竄亂到高宗之后系由錯簡所造成。夏商周斷代工程在殷商晚期的年代排列中，將高宗武丁以后的祖庚、祖甲、廩辛、康丁四王年數框定為44年。專家從馬鄭之說，認《無逸》之祖甲為武丁子，因為將祖庚排斥在外，與《無逸》中周公所說祖甲之后“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的晚商帝王在位年數不合，于是只能認為周公是泛指中宗、高宗、祖甲以后的某些王。但如根據熹平和正始石經殘石的錯位作符合歷史的推測，將祖甲依從今文經本置于中宗前定位為太甲、中宗、高宗，則高宗武丁之后便容有祖庚王位年數，如此便與周公所說高宗后逸樂之王在位十年、七八年、五六年、四三年之言適相吻合。

　　殘石可以補充、佐證經文是非和歷史事實者，遠不止以上所舉。如漢石經《儀禮》用大戴本，說明漢代大戴影響超過小戴，而且各篇之后所附之記文與今本不同，透露出各家在傳授中的差異，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經學流派，可以豐富我們對漢代經學史的認識。所以，石經殘石的價值，不僅僅在于文字、文句與今古文文本的異同，如漢魏石經，可以觀察今古文之間興替跡象;唐蜀石經，可以探索竭力保存古本的心態;兩宋石經，反映出理學的興起和四書的形成過程。總之，由于七朝石經作為不可替代的實物文本，對研究歷代經學史、政治史甚至歷史年代學，都有其無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對當今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發掘儒家經典的現代價值，更有其不可忽視的歷史和現實的雙重意義。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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