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博士論壇：王道思想的源與流

欄目分類：國學資訊   發布日期：2016-07-18   瀏覽次數：次

　　鄧夢軍，男，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2012級博士，廈門市委黨校哲學教研室講師，本文出自其博士論文《先秦儒家王道思想的源與流》。

　　博士導師：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李景林

　　通訊評委：西南政法大學教授 俞榮根

　　山東師范大學教授 王鈞林

　　王道是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核心理念。王道其實質是以理想的政治之道建立理想的人間秩序。從現代政治學的角度來說，它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頂層制度設計。在禮壞樂崩的社會環境中，先秦諸子們感受到了來自社會無秩序所帶來的生死離別以及無窮無盡的戰爭造成的痛苦與無奈。因此，他們首先要追求的是用一種思想去為社會的穩定與統一奠定理論基礎。沒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也就沒有條件開展各種可能理想的生活，而所謂的“自由”也就無從談起。這種對穩定秩序的渴求成為了當時人們共同的心愿。

　　從現有的文獻當中可知，在儒家產生以前，“王道”思想就已經存在了。《尚書·洪范》說：“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尊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西周末年，社會矛盾重重，內憂外患。錢穆在其《國史大綱》中對此評論道：“及平王東遷，以弒父嫌疑，不為正義所歸附，而周室為天下共主之威信掃地以盡，此下遂成春秋之霸局。”由于生產力發展，人權呼聲高漲，伴隨著西周初期封邦建國的“國野制”崩潰而帶來的動蕩的社會環境中，過去曾經彰顯于穩定統一的秩序中的“王道”思想也變得幽暗不明，岌岌可危。在這種動亂的環境下，士大夫們都希望借重諸侯的力量，建立一個和平安定的太平社會。所以孔子常說：“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又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當齊景公向孔子討教如何執政的時候，他回答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孔子首先追求的是用禮義名分思想去建立并維持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

　　作為儒家創始人的孔子在最具權威的孔子語錄《論語》中沒有對“王道”概念進行過直接論述，而《禮記·鄉飲酒義》中卻有記載孔子語云：“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后文便接著有對此句話的解釋：“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另外，司馬遷在《十二諸侯年表》中記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結合前面《尚書》中王道思想的內涵，可以發現孔子的思想體系完全包含王道理念，并且內容更加充實具體。如孔子對古代圣王極為推崇，并把他們所尊奉的信仰稱為先王之道。在《論語》中有大量對“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贊美，他們都是孔子心中有德且有位的“盛德大業”的人物。他們共同的人格特點是“內圣而外王”。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內心修養好了，達到仁的境界，然后再通過具體的政策將仁心推廣出去，從而達到“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的境界。這種利民、使民、治民的思想在《論語》中有很多的論述。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有恥且格”。(《為政》)由此可知：孔子雖然沒有直接論述“王道”這一概念，但他提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為政以德”“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等一系列捍衛“人格尊嚴”的信念話語，可以說他既是上古以來王道思想的繼承人，更是王道信仰的再造者。

　　孔子去世后，以七十賢人為代表的孔門弟子及其再傳弟子，對王道思想從不同層面進行了深化與推進。在理想層面，它主要表現在對禪讓制度的推崇以及對大同小康社會的展望;在實踐層面，孔門后學特別是曾子學派對孔子的“孝”治思想進行了深化;在心性論層面，孔門后學對對誠的論述、對以情應物的心物關系、對大體小體等問題的探討，為孟子“性善論”的提出提供了思想、理論上的準備。孟子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礎上，通過以情論心、以心論性的方式，論證了人性為善的本質。“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圣人與我同類”(《孟子·告子上》)“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等命題的提出，使得每個人都有成為圣王的可能，在人性的可能上繼承孔子，使得“血統貴族論”被徹底打破，也為堯舜之道倫理秩序化鋪平了道路。但現實中為什么人人沒有成為堯舜呢?孟子說：“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于是，有此形而上的理論作為基礎，如果人人特別是統治階層將自己本有的仁心推廣出去，那么將國家治理好就如翻手掌一樣容易。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上》)另外將仁義禮智四端“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孟子·公孫丑上》)。這是孟子認為人在精神上平等的論述。

　　從孟子論述的王道思想來看，他所說的王道思想不僅僅只是一種理念信仰，而是可以實踐到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這種實踐的過程，必須要靠在上位的君子的行動。孟子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這種以身作則、上行下效的理念，在儒家看來是一以貫之且自然而然的，也是農業文明的一個重要體現。在孔子思想中就有明確論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論語·子路》)《大學》說：“上老老，則民興孝;上長長，則民興弟;上恤孤，則民不倍。”《中庸》也說：“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待其人然后行”。因此“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中庸》)就成為王道政治不可缺少的部分。

　　孟子之后到戰國末期的荀子這一段時期。經過幾百年不斷的戰爭，人們對建立統一國家的呼聲越來越高，各種制度設計的思想與理念層出不窮。對處于大變革中的荀子來說，如何鞏固王道、使之不墜，則是他頭腦中一直思索的問題。從《荀子》一書中我們大體可知：一方面為了能戰勝其他流派，他不得不吸收他們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不惜反對子思、孟子來維護孔子重塑的王道。荀子在反對孟子的同時，走向了與孟子對王道論證的不同道路。雖然論證方式不同，但是他們在仁義至上的王道理念是一致的。荀子通過對“天人之分”與“性偽之別”的分析論證認為王道理念的推行必須建立在圣人教化的基礎上以及禮義制度的保障中。于是，荀子對如何將王道理念落實到現實中做了詳細的設計。正如一國國家的君主有“圣君、中君、暴君”等區別，荀子將國家治理的好壞也分為三個等級：一個是實行禮義的王道國家，一個是講究信用的霸道國家，一個是搞權術陰謀的必然走向滅亡的國家。對于荀子來說，他認為君主在治理國家時采用什么樣的治理之道就會走向相應的社會。因此現實社會中，人們必須要效法師儒，從而為王道社會的實現提供相應的理論指導。

　　以上大體就是先秦時期儒家王道思想的演變過程。由此可知，王道作為一種文化理念，特別是在它的“致曲”過程中，它不是一個固定的、一成不變的靜態客體。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狀態，亦表現出不同的方式與方法。如王道在孔子那里表現為德政以及對孝道的推崇，在孟子那里則表現為先王之道與仁政，而在荀子那里則表現為禮義及王道的制度化過程。它是一個敞開的、面向未來而永遠處于未完成的過程。儒家王道思想在先秦時期傳承的過程中，一方面與墨家、道家、法家、陰陽家的思想相對抗，另一方面也在此對抗中吸收融合諸家的思想。雖然王道在各個時期會呈現出不同的面向，但它那仁義至上的追求卻是永恒的。因此這也為后人重新闡釋王道的可能性及意義提供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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