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詩》：“德”與“禮”的雙重言說
欄目分類：國學資訊 發布日期：2016-07-16 瀏覽次數：次
翻閱有關春秋時代的典籍，各類文本中被反復征引的典籍中，頻率最高的是《詩經》。
對春秋時代社會經驗的記錄，最重要的典籍是《左傳》和《國語》。從史料看，春秋之時除周王朝外，魯國和晉國是當時的文化大國。我們不妨以有關晉國的記載為例，從統計學的角度來考察一下《詩經》在當時的普及程度。《左傳》所載晉國的公卿大夫中在各種場合下引用過《詩經》的有士蔫、韓簡、趙成子、郤至、樂丁、士季、郤成子、士會、羊舍職、穆子、魏絳、叔向、趙文子、士文伯、伯瑕、成鱄等十六位之多。可見，在這個階層中，熟悉和運用《詩經》已經變成了最基本的政治素質，離開了《詩經》幾乎無法證明自己見解的正確性。從引《詩》的內容來看，“大雅”中有《板》《文王》《緜》《蕩》《抑》《烝民》《民勞》《皇矣》，“小雅”中有《十月之交》《小旻》《采菽》《正月》《北山》《雨無正》，“頌”中有《贄》《汋》《武》《烈文》《我將》，屬于“風”的只有《周南·兔置》和《召南·行露》兩篇。《國語》的情形與《左傳》非常類似，單《晉語四》中征引的《詩經》篇章就有《大明》《皇皇者華》《長發》《天作》《采菽》《黍苗》《鳩飛》(實為《小宛》首章)《沔水》《六月》《將仲子》《候人》等。由此可見，《詩經》在當時的公卿大夫階層，已經達到了比較普及的程度。
《詩經》已經成為在各種場合都運用的經典。首先《詩經》絕不像今天那樣主要是一部文學著作，而是被納入到“禮”范疇之中，并扮演著重要角色。從史書中引用的情況看，當時統治階層看重的是“雅”和“頌”兩部分，“風”只是偶有涉及。“風”不過是當時官方考察民情的方式，而“雅”和“頌”“出身”高貴，和“樂”結合在一起應用的是宴會、慶典、祭祀等各種“禮儀”場合，自然被貴族所重視。《詩經》還是國與國之間政治外交的固定辭令。魯襄公二十七年，晉國的執政卿趙文子出使鄭國，鄭簡公在垂隴燕饗晉國使節，陪侍左右的還有鄭國的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等一班重臣。趙文子說：“七位大臣陪同國君來宴請我，是我趙武的榮幸。請七位各賦《詩》一首來完成鄭君的恩賜，我也好通過賦《詩》來了解七位的志向。”子展賦了《詩經》中的《草蟲》，趙文子說：“好啊，這是歌頌人主的《詩》，像我趙武是不足以承當的。”伯有賦《鶉之賁賁》，趙文子搶白說：“這是男女在床上說的話，是不傳之門外的，何況這是在大庭廣眾之下，這更不是使臣所應該聽到的話。”鄭國其他幾位大夫也都賦了《詩》。燕享結束后，趙文子告訴叔向說：“伯有將要被殺了。《詩》為心聲，其心在于污蔑國君，并且在公開場合流露怨恨之意，他能長久嗎?”從這一段記錄我們可以看出，“賦《詩》”當時已經構成了外交禮儀的一個環節。“賦《詩》”不是自己現場作詩，而是吟詠《詩經》上的某一篇章，用這種隱曲的方法表明自己的觀點，表達自己的態度。不會賦《詩》，自然就是“失禮”，是上不得臺面的。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這話絕不是夸張，因為不懂《詩經》，根本就失去了話語能力。那個時代，諸侯國之間關系復雜，在彼此的相互制約中才能達到微妙的平衡。盡管大家都虎視眈眈，但誰也不敢對別人輕易動武。在這種情況下，唇槍舌劍能力就顯得非常重要了，都希望通過“禮”占上風，以獲得文化輿論優勢，因此要比拼“文化軟實力”。《詩經》作為文化素養的一個主要部分，自然要被提升到“經國大事”的位置上。
《詩經》在平時公卿大夫階層也天天運用，是當時統治者交流的重要方式。那時文化落后，能得到大家普遍認可的東西更少，《詩經》自然地位顯赫。從史料上看，大家應用《詩經》內容主要集中在這些方面：首先是總結殷商敗亡的歷史教訓。例如韓簡引《小雅·十月之交》中“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作者當為某大夫，說的是當時政治昏聵，國家災難不斷，忠臣恪盡職守，但是卻為謠言所傷，極為苦惱。一說刺周厲王，一說刺周幽王，總之是說對朝政不滿。其次是贊揚周代君王的功德和政治謀略。趙成子曾引《大雅·文王》中“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從歷史經驗的角度談修明德行的重要性。郤至引《周南·兔罝》“赳赳武人，公侯干城”，“赳赳武人，公侯腹心”，贊美文王招攬殷紂時退隱山林的賢人，積累政治勢力。樂丁引用《大雅·綿》中“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詩句，討論周興起的原因，方玉潤《詩經原始》中說：“《綿》，追述周德之興始于遷岐，民附也。”周王選定岐的肥美之地，開始走向強盛，但重視地利還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重視威德。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執政卿大夫，通過學習和研究《詩經》，一方面從正反兩個方面總結政治歷史經驗，一方面用這些經驗來審視當時的國事，由此政治理性得到了充分提升。《詩經》恐怕在當時還承擔著政治教科書的功能!
正是因為《詩經》如此重要，所以當時王公貴族非常重視在上層社會加以推廣。但是當時無論是周朝還是諸侯國都有官學，貴族子弟都要到那里學習，學習運用《詩經》是最為核心的內容之一。實際上中國的“《詩》教”傳統從那時就已經起步，絕不是儒家占據了強勢地位之后才有的。這樣的局面對以后的歷史影響應該是非常巨大的。春秋中初期教育自然沒有普及到民間，真正開始普及下層社會還是孔子開始搞私學。下層接受文化，“士”階層才有崛起的可能，不過那已經是春秋末年和戰國時期的事情了。由此我們也看清了一個重要問題，“士”文化的興起不是天外來客，而是執政卿大夫文化起了重要的傳承與鋪墊作用;“士”文化的來源非常清楚，那就是執政卿大夫所造就的貴族文化。中國軸心時代文化覺醒的最初動力來自執政卿大夫階層，《詩經》是關鍵性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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