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社會缺席 宗教安在？

欄目分類：國學資訊   發布日期：2016-07-14   瀏覽次數：次

　　在當代中國社會變遷中，宗教的社會存在及其表達形式，已經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據統計，目前中國有佛、道、伊、天、基等五大主要宗教，信教群眾大約上億，宗教教職人員30多萬，宗教團體3000多個，宗教活動場所10多萬處，另有74所宗教院校。因此，它們所具有的社會特征及社會性表達形式，構成中國宗教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對象和基本問題。

　　中國宗教的傳統形態

　　中國宗教的傳統形式，可分為“公共宗教”(communal religion)與“私人信仰”(private believe)的兩類。漢語“宗教”一詞，“宗”指宗族、宗親、宗廟等;“教”指學說、倫理規章、教化、教導之意。惟有“禮”及禮儀，大體包含今日“宗教”之內涵，既有倫理制度、教義思想，亦包括宗教儀式及祭典;不僅是社會安排，也是宗教行為。體現在權力共同體的，則注重于“神道設教”的權力表達，以祀御群神，突出了權力共同體關注的“公共”意義。

　　比較而言，中國宗教的獨特，是它的“公共”形式。其含義與英語public不同。依中國古典，“公”及“公共”古意，主要指“公室”、“公門”、“公家”等，為諸侯國君及君王之稱，衍生出公家、官家、朝廷、君王等含義，構成“公，猶官也”歷史內涵。其與“私”相對，為一般性法規、律法，及“任公而不任私”的公私對立。

　　在中國宗教的起源方面，“天帝”、“天命”、“天意”等為其淵蔌，是中國社會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礎。它以宇宙觀形式，成為古代社會秩序合法性證明的基本方法。“天”，具有其先驗的公共性與至上性。因此，“公共”的意義及其生成，正好是中國宗教有關“天命”的崇拜，是對“公共宗教”的經驗補充。因為，天命、天意的結構特征，即是大公無私的意義呈現。所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在此三大象征符號制約下，“天”成為“公”的起源。天帝的崇拜形式，作為一個價值符號，是至善、至公、至大及所有秩序的象征。“公”作為平分、平均準則，將演變出國君的身份、地位，將國家權力機構賦予“公”的價值內涵。于是，一個超驗的價值結構落實在社會經驗層面，成為國家、國君及權力秩序的一個界定，逐步演變為公共、公益、公義、公正、公平等詞意，構成一個“權力宗教”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公共”身份者，往往又是宗教祭儀的主持者。金文“公“字從“口”，表示宮廟中朝廷大禮或宗教祭祀場所。“八”大概是屏障一類。奏樂而祀，歌頌曰頌，頌從“公”，表示舞容的形式。為此，“公”者謂神圣之齋宮之語，以舉行神事祭祀于其中者稱“公”，故能參加此禮儀者亦常常稱“公”。2顯然，“公共”的古意涵有極其深刻的宗教意義。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國君、貴族，即當然的宗教領袖。國家、政治、社會、個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統一在這個“公共”領域。

　　中國特征的“公共宗教”模式，既是政治思維方式，亦是社會行動規范;既是宇宙秩序，亦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權專制，亦是宗教崇拜。這個宗教秩序以一種完備形式存在于世俗社會，即使在宗教領域，它也被其“公共”特性所制約，如“公廟”、“公社”、“官社”、“國社”等宗教形式，直接被納入國家權力的統理層次。它與公共權力整合，構成一個權威構架，導致了符號權力合法化的公共形式。為此，中國人往往將宗教視為一種權力或財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擁有。在此，“私”或“私人”的價值態度常被抑制。“公”是具有天道、天理的超越性格和終極性論證，“私”只能被“公”所制約、控制。公、私的區別，在宗教是正統與異端，在權力上是合法與非法，在道德上則是公正與褊狹，其間并不存在制度或領域分割。

　　相對公共宗教，公私之別表現為私鬼與公神、私祭與公祭、公社與私廟及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層面。私人信仰是秘密的、不公開的、旁門左道，至于那些與私人信仰相聯系的道德、智慧，其小者影響君子修養，大者妨礙風俗教化。在“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制約下，其“公，猶共也”的意義，既可轉成《尚書·周官》強調的“以公滅私，民允其懷”的教化，亦能與王朝政治相互利用，成為“為政以公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的宗教統治。

　　中國宗教的公私區分，促使中國人必須在兩種相異卻又相容的精神領域中生活。既保持與神圣理念的關聯，也保持與世俗生活的關系;既與終極性相打通，也與塵世相往來。身處公共權力者，依公共神力而神化;私人信仰方式，僅與個人命運聯系。這種私人信仰，缺乏制度領域的支撐，隨時承受著公共宗教的修葺和控制。至于公共宗教則依據權力架構，始終將私人信仰排斥在公共制度之外，構成中國宗教在社會性與私人性、公私關系上的沖突。

　　宗教管理的上層建筑特征

　　新中國建國初年，宗教管理是“內部行政事務”，視宗教為控制性上層建筑，實行了封閉型行政管理方法。50年代初，國家設立了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當時，國家對宗教的認識比較客觀，確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在50年代末期，國家管理機構即在宗教問題上開始滋長“左”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中，宗教領域成為重災區之一。宗教信仰及其活動被全盤否定。文革后，中共黨委統戰部先行恢復工作，逐步恢復政府對于宗教的管理工作。1979年6月國務院正式下文批復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機構編制。1998年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更名為國家宗教事務局，成為國家政府主管宗教事務的直屬機構，依法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的合法權利、教職人員正常的教務活動、信教群眾的正常宗教活動等等。至于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及部分省轄市與專署及縣也相應設有宗教事務機構，列為各級政府的直屬機構之一。至1995年底，中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設有政府宗教工作機構，有410個地、州、市設有宗教工作機構，全國1551個縣設宗教工作機構，干部編制總數3053人，大體形成自上而下的政府宗教事務管理體系。

　　正是這種單純的行政制度的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數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對宗教進行封閉式、單元化管理。宗教成為“內部行政事務”，高懸在上層建筑。在此制度空間內，政府實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團體則在此前提下從事各種宗教活動。這種管理方法，基本沿襲了中國歷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動難以構成現代社會所要求的社會性。

　　宗教與國家 社會之間的公共事務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后，中國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單向式行政管理趨向宗教組織的自治與行政管理相結合，能夠以“社會公共事務”的形式參與社會公共事業。宗教社會性得到了初步呈現。

　　這個制度架構，即由國家頒布的宗教法規及其規定的宗教團體及宗教活動場所。因此，傳統中國的公共宗教形式，伴隨著小群社會、具體社會之削弱而減退，構成了當代中國宗教制度變遷。傳統宗教的“公共”形式，因此而與大群社會相適應，轉變為具有現代社會團體特征的宗教組織。私人信仰取得了合法形式，群體宗教則取消了“公共”形式，落實在社會組織層面。

　　在現代社會制度分割基礎上，傳統宗教的公共性轉變為一個制度性活動空間，轉換為公共制度問題，呈現一個法律化的制度邊界，不再將其教化功能泛化，無所界限，并以團體社會形式結束了“公共宗教”的混合發展史。正如國務院宗教局局長葉小文曾經在《社會主義與宗教的歷史篇章》中指出的那樣：要把宗教工作靠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內部工作，變為進一步由政府作為公共事務、社會事務來管理，并把這種管理推向法制化、規范化軌道。宗教事務構成了社會、公共性質，改變了原來把宗教作為“內部事務”來處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對外”的行政習慣，如《上海市宗教事務條例》第四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宗教事務，指宗教與國家、社會、群眾之間存在的各項社會公共事務。”

　　倘若按社會團體的社會性劃分，宗教團體或宗教活動場所，即是以專業性社團形式，近似于一個具有第三部門。它具有生與俱來的“雙重性”，“半官半民”的“二元結構”，受“行政機制”和“自治機制”的“雙重支配”，處在“社會”和“政府”共同認可的“交叉地帶”。并在宗教社團活動模式上呈現“民間行為，官方背景”，“官方性”和“民間性”的二元合作。傳統宗教的公私關系已在制度變遷前提下，實行領域分割，導致團體形式的宗教、私人特征的信仰及其與社會公共事務的關系界限，構成當代中國社會變遷中的一個重大現象。

　　中國宗教的社會性呈現

　　社團型宗教團體或宗教活動場所的構成，體現有“民辦非企業單位”特征，促使當代宗教趨向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第三領域”，在國家—宗教—社會的三重結構中多重整合。

　　當代中國宗教的發展形式，正處在宗教與社會的“混合式”結構之中。一方面，宗教取得了社會定位，以制度、組織為載體;另一方面，宗教個人化、私人化及社會中私人領域的支持，導致宗教層面私人領域與公共制度的分離，宗教信仰、宗教意識及宗教的自我認信，能夠進入當代社會變遷所分割出來的私人領域。因此，宗教的社會功能，常常是一種社會團體形式，才能得到較順利的呈現。

　　這個社會化形式，將是中國宗教的發展趨勢。所謂“社會化”，就是無數社會力量及其活動方式、不同制度組織之間的相互影響，各種社會功能互相作用的形式。依此觀之，當代中國宗教是在適應社會、與社會各層面良性互動的基礎上漸次體現出社會性的。其“官督民辦”的社團方式、活動場所的制度化形式，就是這種社會化的呈現途徑。其由行政控制方式轉變為依法管理的社會形式，漸次落實在團體特性上，則類似于“第三部門”，非行政、非營利、非市場，自治自理。傳統的宗教“五性”，由此演變為社會變遷亟需的社會性和公益性，進而成為中國民間社會向“公民社會”轉進的一大標識。

　　無論如何，當代中國宗教的活動方式，已在于社會并屬于社會。它能夠為國家、社會、私人提供制度化聯系，從而構成社會化的、整合式的“宗教活動空間”。更重要的是，宗教活動空間的社團形式，能夠宗教經驗的形式與法律打通，取得社會認可、法律規范，改變中國宗教傳統中那種占主流地位的私人神秘主義、宗教教化主義。因為，“沒有法律的宗教將失去其社會性和歷史性，變成為純屬于個人的神秘體驗。”

　　當代中國宗教的非政府社會特征，能夠在市場和國家之外，以其與公民聯系的團體性，激發私人主動支持公益目標乃至社會公共目標的能力，甚至在建立“社會資本”方面也可能有所貢獻。因此，社會化的宗教組織，可以并能夠在市場功利和國家信任之間構建一條社會重建的“中間道路”。

來源中國道家養生網 www.elev8cor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