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都城隍廟香會：滿漢共融之精神橋梁

欄目分類：道教神仙   發布日期：2016-06-16   瀏覽次數：次

文／陶金

祭祀：禮制齊備，由官員主持。

明代第一次祭祀北京都城隍的記錄見于明成祖遷都后的永樂七年（1409）三月，“壬戌，車駕至北京，于奉天殿丹陛設壇告天地，遣官祭北京山川城隍諸神……”。此后，明世宗又在嘉靖九年（1530）對都城隍神的祭祀做了調整，第一次規定了單獨祭祀都城隍的日期：“嘉靖九年，罷山川壇從祀，歲以仲秋祭旗纛日。并祭都城隍之神，凡圣誕節及五月十一日神誕，皆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禮。國有大災則告廟。在王國者王親祭之，在各府州縣者守令主之。”

北京都城隍廟（資料圖 圖源網絡）

清代對都城隍神的祭禮在框架上因循了明朝的舊制，“順治八年（1651）仲秋，遣太常卿致祭，歲以為常”。《清會典》中對祭祀都城隍的祭器陳設繪有詳細的平面圖，并進行了文字描述：“都城隍廟，在宣武門內之西。正殿一龕，都城隍神位南向。秋季致祭，設籩豆案一，案東旁饌桌一案，案前少西祝案一，均南向。東設尊桌一，西向。殿外抱廈正中為承祭官拜位，北向。導引二人，東西面。讀祝官一人，立祝案之西。東面司香司帛司爵各一人，立尊桌之東。典儀一人，立殿外東檐下，均西面。樂部和聲署設慶神歡樂于西階上。當中燎爐一，掌爐官率燎人立于燎爐之前，北面。其萬壽圣節致祭，系設果案一，不設饌桌，余位次同。”

“都城隍廟籩豆案上：铏二、簠二、簋二、籩十、豆十，案前俎一、中區為三。實牛一、羊一、豕一。又前香案設爐一、香靠具、燭臺二、瓶二，中插貼金木靈芝。其帛篚一、銅爵三，先設尊桌上。奠獻皆奠獻于籩豆，如設果案，案上果實五盤，余與籩豆案前陳設同。”

明清時期對都城隍廟的祭祀，往往是由朝廷所派遣的官員住持完成，我們很難斷言其他參與人員的構成，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這種祭祀是在小范圍人群中進行的，我們無法從中看到道教教團的參與，同時公眾也是不允許參與的。

基層群眾的民俗

1、香會組織

在另一個模式中，都城隍廟在民間的影響力亦巨大，幾塊都城隍廟內民間香會所立的金石向我們揭示了歷史上都城隍廟在民間信仰中的一面。

其中，《重修京都城隍廟掛燈會碑記》、《西棚老會碑記》兩碑為清代旗人所立，據《掛燈會碑記》上所載，其會肇始于順治二年（1645），每月輪值，義務為廟前掛燈，其碑后的功德主姓名多為滿人姓名，如“阿爾太、薩哈立、柏度、丫思馬、德山、哈爾巴、衣同保、屯太、德爾吐、札弄阿、巴音代、德楞阿”等。

據《清代北京旗人與香會》一文介紹，在北京眾多香會碑中，類似的題名屢見不鮮，滿人入關后，旗人一方面在漢風的熏陶下，逐漸融入漢文化并信仰道教，另一方面又受到“旗民分治”這一兩元社會體制的束縛。香會作為旗人與民人、滿人與漢人雜糅的民間組織，通過完全自發的形式，使旗漢人民有了密切的聯系，旗人們本著對自己新家北京保護神都城隍的信仰，在精神文化上與本土漢民逐漸共融。

香會起源于我國古代的社火，是帶有宗教性質的民間娛樂活動，自明代始定名為“香會”。明中期以降，北京地區的香會活動日漸興盛，至清康干時期達到鼎盛，之后又衍生出帶有行業性及服務性的“文會”，與帶有表演性質的“武會”相對。這類的文會多自稱“老會”或“圣會”，他們在特定的香期為各香會及香客進行力所能及的公益服務，如為香客施粥、為神像撣塵、為神靈更換賬簿等等。

至清代后期，北京“會口中的文會已發展到了百種以上”。通過歸納都城隍廟內的碑碣，我們可以了解到在都城隍廟內曾經先后出現過“彰癉十敬牌老會”、“拂塵會”、“白紙簿籍會”、“清茶會”、“東棚老會”、“中棚圣會”、“換水會”、“西棚老會”、“掛燈會”等民間香會。這些民間香會與政府的禮樂祭祀一起，構架起了都城隍廟內多維信仰的立體構架，為我們展示出了城隍信仰在民間的深厚根基及其勸善利人的強大感召力。

2、廟會慶典

上溯至明代，每年五月初一至五月初十的都城隍廟廟會是當時全城最大的廟會慶典。我們已經知道了五月十一是官方祭祀都城隍的日子，也就是民間所謂的“都城隍圣誕”，而民間廟會慶典的時間定在五月初一至初十，實際則是將為期十天的民間自發的祭拜慶祝與純官方的祭祀相分割。這種空間上統一、時間上分割的現象，也正是兩種對立的信仰模式在都城隍神信仰上并存的體現。

我們還看到，在這兩種模式中，作為強勢的官方模式對民間信仰的個人模式保持著自上而下的影響，《道咸以來朝野雜記》載：“五月初一，西城都城隍廟開放，宛平縣城隍出巡，至都城隍廟會見，此固荒誕無稽事，然沿街空巷，逐隊而觀，甚至有各種香會隨之，謂之獻神。如秧歌、高蹺、五虎之類。又有舍身還愿者。”

又據《京都香會話春秋》介紹：“宛平縣城隍駕到時，都城隍還要以旌旗執事，香會文場相迎。此時數十檔香會相聚一起，互道虔誠，各自表演拿手絕活，把走會活動推上高潮。”在官方模式中宛平縣城隍作為都城隍下屬的邏輯被民間信仰接受，進而又演繹出極具戲劇性的“縣城隍參禮，都城隍相迎”，再一次將城隍神人格化了。

《雜記》的作者崇彝，是咸豐朝大學士柏俊之孫，他很可能是一位受過正統儒學教育的旗人，在他眼中，這種對官方模式的人格化演繹“荒誕無稽”。我們從這里可以看出，兩種模式的對立更多地來自于自居正統的“官方模式”，而“個人模式”往往結合他們的理解，選擇并改造“官方模式”強加的理念。這種現象不僅存在于都城隍信仰上，而且還更廣泛地存在于封建政府與地方關系中的各個層面。

3、定期廟市

盛大的廟會到后來發展成為定期的廟市，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都開市，其范圍“西自廟，東至刑部街止，亙三里許”。都城隍廟的廟市不僅大，而且高品品種繁多，以各類文房四寶、珍奇古玩為主。

“城隍廟市在貫城以西，每月亦三日，陳設甚伙，人生日用所需，精粗必備。羈旅之客，但持阿堵入市，頃刻富有完美。以至書畫古董真偽錯陳，北人不能鑒別，往往為吳儂所得以賤值收之。其它剔紅填漆舊物，自內廷闌出者，尤為精好。往時所索甚微，今則價十倍矣……”

都城隍廟市當時極盛于京城，以至于后來形成了“鬧市口”這一地名，到后來人們專為廟市而來，而非因拜神而來，正所謂“行而觀者六，貿遷者三，謁乎廟者一”。我們可以假設，若非民間對都城隍神的崇奉，單憑官方的祭祀很難使城隍廟周圍形成如此大之廟市。

（本文由騰訊道學根據《北京都城隍廟考》一文整理、節選發布，作者陶金，選自《中國道教》期刊，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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