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觀應與道教丨修道成仙與經世實踐目標一致

欄目分類：道教神仙   發布日期：2016-06-16   瀏覽次數：次

文/張秀莉

鄭觀應的道教信仰也經歷了一個復雜的變化過程，除了其對“道”的理解逐漸深刻外，也較多受到他自身經世實踐的影響，從其著述中所反映出的思想來看，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在信仰與實踐相反相成的變動過程中，雖然有時較多表現為通過經世實踐以救國，有時更寄托于修煉成仙以濟世，但兩者的目標始終一致。

一、第一階段1858－1870年，年齡在17歲到29歲之間。

即他初到上海，在新德洋行和寶順洋行學生意的這段時間。其思想集中體現在1873年3月刊行的《救時揭要》，該書收文24篇，約2萬余言。鄭觀應在1872年所寫《救時揭要》序言中，開篇即講“治心”為自立于人世之根本，又強調撰寫此書的原因是“庭訓夙承，不敢自棄，性耽鉛鏨，大意粗知。于是不揣固陋，聊效芹曝。研性理則輯道言精義，論感應則集志果諸書，竊冀廣推，妄災梨棗；又復觸景傷時，略陳利弊。”因此在該書所論禁止販賣豬仔、禁鴉片、勸戒溺女、勸戒殺放生、堪輿吉兇、救濟速報、勸公門修行、或問守身要旨等社會問題，都運用因果報應的事例來勸善抑惡。

這一時期，他的道教信仰還停留在研習道教典籍、修煉德行上，對于社會上存在的諸多罪惡現象深惡痛絕，但又沒有力量去根除這些惡行，只能通過一些因果報應的事例來警戒那些作惡者，規勸人們多行善事以求善報。

二、第二階段1871－1884年，年齡在30歲到43歲之間。

這一階段是他在經辦實務方面最為得意的時期。1872年出任揚州寶記鹽務總理的肥缺，1873年又應聘為太古輪船公司的總買辦，深受洋大班的倚重，直到1882年辭職。上文所述他積極籌辦賑務亦是在這一時期。此后又先后被李鴻章札委為上海機器織布局襄辦、會辦、總辦職務。1881年又被李鴻章札委為上海電報分局總辦。1882年就任輪船招商局幫辦職務，此后偕唐廷樞與怡和輪船公司和太古輪船公司簽訂齊價合同，受李鴻章札委整頓招商局內部事務，因成效卓著而被派為招商局總辦。1884年參加抗法戰爭，赴廣東辦理軍務，赴南洋了解敵情，并向李鴻章上《防法條陳》十條，就加強軍隊戰斗力、斷絕敵人供應、加強船舶、電線管理、嚴防奸細等提出了具體建議。

鄭觀應在事業上的一帆風順，也使他對“商戰”救國的目標躊躇滿志，因此在1880年前后刊行的《易言》（36篇本和20篇本）中，較為系統地介紹了資本主義的思想，內容涵蓋公法、稅務、鴉片、商務、開礦、火車、電報、開墾、治旱、機器、船政工鑄銀、郵政、鹽務、游歷、議政、考試、吏治、邊防、交涉、傳教、出使、水師、火器、練兵、民團、治河、虛費、廉俸、書吏、招工、醫道、犯人、棲流、借款、裹足等方方面面的問題。鄭觀應從1871年開始醞釀《易言》的寫作，歷經10年時間逐步完成，他在《易言》自序中稱：“余長而客游四方，日與異國人相接。而滬上為江海通津，南北冠蓋往來，群萃旅處。達人杰士往往獲從之游，與之周旋晉接。竊聞時論，多關大計。以為由今之道，變今之俗，宜覽往古，法自然，諏遠情，師長技，攻其所短，而奪其所恃。而泰西人久居中國，亦時時申其論說，作局外之旁觀。因下籌而借箸，蓋所謂事雜言龐，莫甚于茲矣。”

鄭觀應在事業上的一帆風順，也使他對“商戰”救國的目標躊躇滿志（資料圖 圖源網絡）

由此可見，鄭觀應的經世實務及與其交游的人們對他的思想產生了很大影響，“商戰救國”似乎比“修道濟世”更來得現實，所以這兩部書中都未見他關于道術的言論。但這并非是鄭觀應放松了對修道的追求，1870年他輯有《陶齋志果》，1878年又刊行《富貴源頭》、《成仙捷徑》和《劍俠傳》。有人認為這是宣揚封建迷信和消極的體現。其實，從鄭觀應的道教信仰這一角度分析，他依然是以此勸人們修身養性、修善積德，因為在他看來“商戰”屬于所謂的“用”或“器”，不足以達到“治世”的目的，要達到“治世”就要“體、用”或“道、器”兼備。對這兩者的關系，王韜可謂是一語中的，他在《易言·跋》中總結道：“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杞優生之所欲變者器也，而非道也。”

三、第三階段1885－1911年，年齡在44歲至70歲之間。

鄭觀應在道教信仰方面有了很大發展，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也逐漸發展和成熟。

1885年，鄭觀應因代太古洋行的買辦楊桂軒做保人，楊桂軒虧欠洋行的款項，太古洋行向香港當局提出控告，將鄭觀應拘留在香港半年，身體遭受極大的痛苦。他回到澳門后，杜門養疴，此后5年間基本過著隱居生活，研習道術和醫術，并于1886年訪羅浮山道人，遇天外散人傳授真道。鄭觀應在這一時期對于修道更加投入，從他的自述中，我們可以窺見他訪道之廣。他自稱“待鶴求道已五十年，凡有道之士靡不執贄求教，指示迷津；凡有善事無不盡力倡助，冀消魔障。奈夙孽重、德行薄，雖不憚跋涉，北至京、奉，南至閩、浙，東至芝罘，西至巴蜀，曾經護師入室：江西萬先生三次，四川廖先生二次，江蘇徐先生潛修十年；江蘇丁先生，四川陳先生、徐先生，云南楊先生，福建彭先生，敝省蘇先生，均已行功數月或年余，小有應驗，無大效果，不能如金丹真傳所論立竿見影：行之五月而體貌異，九月而丹成。竟失所望。”而且求道過程中多次被騙。

鄭觀應在這一時期的經世實踐也經歷了巨大的沉浮，對其救世的觀念影響深刻。首先是因上海機器織布局欠款一事受到責難和拖累。上海機器織布局招股時有10余萬兩是以股票存局作為押款，由于1883年股票下跌，遠不能抵現金實數，直至1891年，鄭觀應除索各親友清還欠款外，又借款賠墊約2萬金，才將欠款還清，蒙準銷案。1892年12月，鄭觀應結束了在家鄉的隱居生活，到上海重入輪船招商局任幫辦職務，從此時起到1903年離開招商局到廣西去做官止，這10年是鄭觀應事業順利、生活安定的一段時間。期間所發生的甲午中日戰爭對鄭觀應造成了強烈的刺激，他雖然就抵抗日本侵略提出了10條建議，力求將其“富強救國”理論應用于具體實踐，但這一切策略都無濟于事，清政府最終還是慘敗于日本。他在聽聞中日東溝海戰中中國的潰敗后，憤慨異常，發出“我欲退步學神仙，不愿長為世所抑。富貴功名本由天，任爾畸士求不得。”面對現實努力的失敗，他又一次想到成仙救世。

欲救吾國今日之亂，當從治本入手（資料圖 圖源網絡）

1902年他在輪船招商局被人排擠，招商局和電報局又被繼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凱所攘奪，他即離開了招商局。對此他曾吟詩嘆息：“是非公論聽旁觀，開國元勛獵犬看。世事紛爭如博弈，人情反復似波瀾。從來正直招尤易，畢竟清剛挫節難。我學子房甘勇退，追隨黃石煉還丹。”歷經在機器織布局、電報局和招商局的波折，他已對為之奮斗過的官督商辦企業徹底失望，并揭露了其弊端“總辦商董舉自官，不依商律由商舉。律載大事應會議，三占從二有規矩。不聞會議集眾商，股東何嘗歲一敘。不聞歲舉查賬員，股息多少任所予。調劑私人會辦多，職事名目不勝數。不洽輿情無是非，事事輸人糜費巨。用非所學弊端多，那得不受外人侮。名為保商實剝商，官督商辦勢如虎。華商因此不及人，為叢驅爵成怨府。”當他認清為之奔波大半生的事業的本質時，他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而讓他痛苦的不只是“商戰”的失敗，還有對清政府統治的失望。1878年鄭觀應為災民籌賑時，即曾向朝廷建議設立大書院、博物會、機器廠、養貧工作所，但政府并未真正徹底實施，淺嘗輒止，以致最終“民愁生計絀，國困勢亦危”。面對這樣的結局，鄭觀應首先想到的依然是“惟冀神丹術，點化遂所司。富貴非吾愿，聊將答圣慈。”即寄希望于以神丹之術救世。他在致好友伍秩庸的信中指出：“公素以救世為心，然公亦思吾國今日之亂所由來乎？非由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窮民覓食維艱，迫而走險乎？……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是故欲救吾國今日之亂，當從治本入手。若徒治其標，未見其能收效也。夫治本之

法維何？政治改良，百藝俱興，以工代賑，令饑民得食是也。”他還勸告好友：“不如急流勇退，勿貪富貴而誤神仙，所謂人爵不如天爵之貴也。”修道成仙以濟世，成為他經世救國理想失敗后自然而然的選擇。

粵路風潮是對鄭觀應經世熱情的又一沉重打擊。1905年，粵漢鐵路收回自辦，首先遇到的問題是籌款，鄭觀應通過努力將招股的數額超過原擬數額一倍，并且股票隨即上漲。這不能不說是鄭觀應的功勞，此外如招聘工程師、購買器材、購地鳩工、重勘線路等，他都做得井井有條。盡管如此，他還是遭到了“伐異者”的猛烈攻擊，羅織了他總辦粵路的20條罪狀，事實上這些罪狀有的屬于捏造，有的出于誤解，大多與事實不符。但由于新任兩廣總督傾向與鄭觀應對立的一方，鄭最終心情沉重地堅決告退。他認為自己吃虧在心直口快，以致孤立無援。感慨“所以名利虛，產業不能厚，見識各不同，品性自天授。書此叩彼蒼，皓月為吾友。”

指出了鄭觀應道教信仰與經世實務的關系（資料圖 圖源網絡）

當盡職盡責換來的卻是毀謗時，他最終的歸宿依然是“扁舟吾去矣！歸弄羅浮月。”他曾賦詩表達自己的心境：“六十年來愿未酬，南轅北轍訪莊周。詩成遍荷佳章和，身老應求大藥修。宦海風波憐將相，蓬壺歲月傲王侯。諸君共有匡時略，我欲從師跨鶴游。”但是他并未能做到“歸弄羅浮月”，而是在1909年隨著盛宣懷重掌輪船招商局，又開始為之四處奔忙了。

在集其這一時期思想大成的《盛世危言》和《盛世危言后編》中，他分別將《道器》、《道術》置于首篇。在《〈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凡例》中，鄭觀應也對人們所提出“書中皆言時務，何以首列《道器》？”做出回答：“道為本，器為末，器可變，道不可變，庶知所變者富強之權術，非孔孟之常經也。”《道術》篇涵蓋的內容更為豐富，系統地反映了他悟道、訪道的歷程，在匡廬山觀妙道人的序言中，指出“列《道術》篇首，斯亦著述者以修身為本，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成己成人之意乎！”指出了鄭觀應道教信仰與經世實務的關系。

四、第四階段1912－1921年，年齡在71歲至80歲之間。

他對于修煉成仙更加急迫，對于國家處于“危急存亡之秋”的擔憂也更強烈。

鄭觀應對袁世凱的專制獨裁統治極為不滿，他認為共和國要實現自強，關鍵要有“治人”，“總統與總理須有軒轅黃帝內圣外王之學，方能富強長治久安。”這實際是對袁世凱的反對。袁世凱去世后，又陷入了連年的軍閥混戰、政治紛爭，搞得民窮財盡。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又讓弛痛感戰爭的殘酷和外侮的威脅。

如果說面對“商戰”，他還可以已經世之才有所作為的話，面對軍閥的連年征戰，僅憑他個人之力只能徒喚奈何了。此時，他自然而然想到的是借助于“治人”和神力。在給陳抱一的上表中，他詳細言明了五大宏愿：第一愿，道成后，邀同成道者求各教主會商，奏請上帝大發慈悲，消除浩劫，大啟文明，合各教為一教，除治世行政之書歸各國因地制宜自行修改外，擬即將各教主論道之書，選其精義，分為頓、漸兩法，編集成書，庶學者易于入門。第二愿，各國圣道總院，應招考是真心修道、誓守院規合格者方準入院潛修。第三愿，由仙、佛法力懾服亂世魔王，消滅各種火器。第四愿，以點金術所成黃白，限制若干分交各分院教主，選聘公正紳商，創設貧民工藝廠、各學校及開礦、開墾等事，務使野無曠土，國無游民。第五愿，凡圣道總院之監督，由各教主公舉，而各分院之教長由總院監督選派該處士人已成道而有六通者方合格。這五大愿中宜先建設圣道院以育人材。“五愿在必行，得聞喜若顛。只求達目的，盛世大同年。先設修真院，主教皆神仙。男女有區別，妙處不能宣。要俟人材出，中外方可傳。待人無畋域，立志無私偏。七教能統一，萬國自安然。勞苦不敢辭，借此答拳拳。令我長不死，恩德莫大焉。我身能不死，原為救大千。賦此以自勉，磊落對青天。”

招商局公學的開辦亦可謂了卻他的一點心愿（資料圖 圖源網絡）

至于借助神力消滅武力征伐，他對此有一個生動地描述：“蓋時際內訌外侮，是非顛倒，賞罰不公，有強權無公理，趨炎附勢，不顧廉恥，無道德，無法律，視蒼生賤如馬牛，哀黎遍野，凄慘可憐。且各國殺人火器日出日精，近有四十二生的大炮，有毒炸彈，有飛行機，有潛水艇，動輒殺人流血千里，傷殘慘酷，為自有戰史以來所未見。然欲挽浩劫而靖全球，非應龍沙會之讖，有多數道成法就者廣施仙術，不足使至奇極巧之火器消滅于無形。”“愿學旌陽煉劍方，掃除魔障試鋒芒。群雄震懾干戈息，萬里誅妖一電光。”

但是鄭觀應未能修煉成仙，也沒有建成修真院，倒是于1918年出任新成立的招商局公學住校董事，一直任至去世，病死于此。他在招商局公學開學之際，即提出新學“實非本原正大之學”。他訓誡輪船招商局公學的學生“我思軒轅黃帝內圣外王，雖興武功，實先講乎文德，以策天下治安之盛業。吾徒求學，縱不敢言內圣，然修身立己，必須取法圣賢，推之任事圖功。”招商局公學的開辦亦可謂了卻他的一點心愿。

五、求道心路與經世致用

鄭觀應對道教的信仰異常執著，他曾追述自己求道的心跡和經歷：“原擬仙道成學佛，佛道成再窮究天主、耶穌、回教之理，道通各教、法力無邊之后，即商前輩高真，會同奏請上帝施恩飭行。詎知福德淺薄，經商因好義而被累，掛誤功名，身羈一載。當差因公忠而招忌，排擠出外，東奔西馳。求道欲成人成己，屢次護師入室，均無效果。學法欲除暴以安良，迭遭狡徒誆騙，業經破產，室人交謫，子喪家貧。是訪道行善數十年來，備嘗艱苦。……然向道之心百折不回，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但是，面對年老無病、丹財無措的現實，他修道成仙的愿望與經世實踐的結局一樣趨于破滅，當我們讀到“故友頻亡病屢危，杳中警報不容遲。速修更比龍眉切，稽首匡廬淚欲垂”的詩句時，禁不住對他產生同情。

其實，在鄭觀應通過修道與經世兩條途徑尋求濟世救國的過程中，兩者始終存在著矛盾，這部分由于成仙的目標距離現實太遠，部分由于他個人的態度。

（本文由騰訊道學獨家編輯整理，文/張秀莉，選自《江西社會科學》1991年第6期，原名《論鄭觀應的道教信仰與經世實務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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