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杜甫熱”

欄目分類：國學資訊   發布日期：2016-07-21   瀏覽次數：次

　　一部文學史，從某種意義來說也是一部當代心靈史，它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出當代人的文學觀念和價值取向。翻閱抗戰時期報刊我們可以發現，杜甫和杜詩是當時大家討論的文化熱點。正如老舍1939年1月8日《抗戰以來的中國文藝——在內江沱江中學的講話》所說：“我到了四川，家在河北，我們用什么來傳達感情?自然就會想起‘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十個字來。上面這兩句把離家的情緒一切寫在里面了……”(《老舍全集》第16卷)不僅是這兩句詩，杜甫其人其詩都成為當時文學評論的重要對象。

　　作為一個杜甫研究大家，馮至早年并不喜歡杜詩。但抗戰時期奔波流離的生活改變了他的文學趣味。馮至說：“我個人在青年時期，并不了解杜甫，和他很疏遠，后來在抗日戰爭流亡的歲月里才漸漸與他接近，那時我寫過一首絕句：‘攜妻抱女流離日，始信少陵句句真。不識詩中盡血淚，十年佯作太平人。’從此杜甫便成為我最愛戴的詩人之一，從他那里我吸取了許多精神上的營養。”(《祝〈草堂〉創刊并致一點希望》)不僅是馮至，動蕩的時局和流離的生活使許多文化人容易與杜甫產生心靈的共鳴，許多人因而喜歡上了杜甫詩，在創作上也有不少人學習杜詩。蕭滌非任西南聯大教授，生活仍多艱難。他在自己的詩中寫道：“傷心合在來時路，稚子嬌妻又一方。”(《題峨眉山雷音寺居止》)真切地體會到杜甫當年因貧困分居的痛苦。1946年，抗戰勝利后，蕭滌非離開昆明抵家鄉南昌，作《歸抵南昌》一詩：“不圖有命得還鄉，老杜當年喜欲狂。”1937年錢鐘書《讀杜詩》：“漫將填壑怨儒冠，無事殘年得飽餐。餓死萬方今一概，杖藜何處過蘇端。”身處亂世，與杜甫心境時有契合會心之處。

　　離亂的抗戰時期，經歷生與死、榮與辱、血與肉的考驗，人們與杜甫異代而心通。杜詩的內容寫的好像就是當下的現實，一樣的時代，一樣的離亂，一樣的痛苦，一樣的呼喚，杜甫成了抗戰時期廣大民眾的代言人。馮至《杜甫和我們的時代》就說從杜詩里讀出了時代的聲音：“從‘生還今日事，問到暫時人’的詩句中讀出的是‘流亡者的心境’，從《悲陳陶》《悲青板》《春望》等作品中讀出的是‘淪陷區里人民的血淚’。”異代而心通，是戰亂的時代把馮至和杜甫連在了一起，品讀杜詩，馮至讀出了時代的痛楚和人民的呼聲。劉大杰的傳世名著《中國文學發展史》，是抗戰期間在上海寫成的。對于杜甫詩的思想內容，劉大杰說：“他能用他的理智，去細細地觀察人生社會的實況，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去體會旁人的苦樂。”認為杜甫是“全民眾全社會的代言人”。戰亂時期，尤其需要通俗淺易的白話詩，所以劉大杰主張民歌式的樂府詩，要求詩人做平民詩人，在他看來，杜詩語言就有這一特質。1944年，歷史學家翦伯贊作有《杜甫研究》一文，認為杜甫是“為貧苦大眾，為變局的時代而哭叫”。翦伯贊從歷史學家的眼光來看杜詩，充分肯定其寫實性。對于這一點，有不少學者有同感。1935年錢鐘書《秣陵雜詩》：“非古非今即事詩，杜陵語直道當時。”也是點出杜詩的寫實特點。

　　(作者吳中勝，單位：贛南師范學院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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