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儒學底色 佛學生活 詩學性情

欄目分類：國學資訊   發布日期：2016-07-18   瀏覽次數：次

　　《馬一浮與國學》 劉夢溪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馬一浮(1883-1967)，號湛翁，晚號蠲叟，浙江紹興人。國學大師、一代儒宗、書法泰斗。(資料圖片)

　　四川復性書院留影(1942年，中坐持拐杖者為馬一浮)(資料圖片)

　　《改定復性書院簡章》殘稿(資料圖片)

　　編者按：馬一浮是20世紀的學術大家，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一生追求學術，學貫中西，涉獵廣泛，在經學、史學、哲學、佛學等領域均有建樹，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重要人物。由于其鉆研精深，行文又多微言大義，故能深入了解馬一浮學術之人甚少，能集中介紹其學術之專著則更為少見。7月25日，“馬一浮與國學”光明讀書會在北京三聯韜奮書店舉辦，讀者濟濟一堂，聽劉夢溪講述這位“云端上的人物”。

　　語默動靜，貞夫一也

　　了解馬一浮不容易，因為不是簡單地讀他的書，就可以了解他。了解馬一浮的難，在于他的學問并不都在他的著作當中。他的著述不多，我們經常讀的，無非是泰和、宜山兩《會語》和《復性書院講錄》，以及《爾雅臺答問》和《答問補編》等。他的書信和大量詩作，是其學問的延伸，或者說是馬一浮學問的另一載體，呈現的是馬一浮學問境界和學術精神最生動的世界。

　　學術界習慣把馬和熊(熊十力)、梁(梁漱溟)聯系起來，稱作新儒家的“三圣”。我個人認為，馬先生和熊先生相比，熊先生在學理方面有一點“雜”，而且還有“理障”;而馬先生不雜不泥，顯微無間，毫無理障。如果把馬先生和梁先生相比，梁先生未免太過講究學問的實用性，而馬先生更強調對學問本身的體驗。講經術義理，他雖然提倡踐行，但絕不以通常所謂實用為依歸。所以，如果以為學的本我境界來衡量，馬一浮的名字在“三圣”中，應排在最前面。

　　馬一浮與近現代以來的學術文化潮流完全不能相契，如同陳寅恪一樣，也可以說是“迥異時流”。他不染塵俗，不汩習氣，不沾勢利。馬先生是通儒，他為我們樹立了一種氣質清通、徹底刊落習氣的純粹學者的典范。他在紛亂的時代開啟了一種文化境界，這就是不任教職、不著時文，“語默動靜，貞夫一也”的境界。

　　馬一浮是儒學大師，學術界向無異議。他的儒學研究與佛學研究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新的義理學說。無論是《泰和會語》《宜山會語》，還是《復性書院講錄》，抑或是《爾雅臺答問》，以及其他的文字著述，都是儒佛一體的講述。即使是集中講論儒學，甚至專門講述“六藝之學”，也都是與佛學聯系起來一起講的，幾乎是講儒就講佛，無佛不講儒。

　　馬一浮的治學方法，是以佛解儒，儒佛雙融，儒佛會通。他的一句話說：“儒佛等是閑名，心性人所同具。”他說：“《華嚴》可以通《易》，《法華》可以通《詩》，茍能神會心解，得意妄言于文字之外，則義學、禪學悟道之言，亦可以與諸儒經說大義相通。”那么，馬先生的學問到底哪一方面為主?我傾向是儒佛并重，儒學和佛學同為馬一浮學問大廈的支柱。

　　馬一浮向以讀書多享譽士林。他的學問，是在知識的海洋中通過切身涵泳體究的結果，知識已經化作了思想，已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與自性本具之義理融而為一，也就是形成了屬于他自己的思想體系。他的思想來源于宋代的義理之學，而又歸之于先秦的“六經”，綜合闡發，以佛解儒，最后形成經術義理的思想體系。因此可以說，他是少見的重視思想義理的國學學者，是20世紀一位當之無愧的思想家。

　　辦書院，復活“六藝”之學

　　1938年，當馬一浮在江西泰和即將轉徙廣西宜山之將行未離之際，他的弟子壽毅成和友人劉百閔等擬請他出山籌辦一所書院之事，已經在醞釀之中了。馬一浮雖應邀赴命，但系“不得已而后應”，心如靜物，無減無增。

　　他用極短的時間起草了一份《書院之名稱旨趣及簡要辦法》，有關書院創辦的各項事宜，包括書院的性質、課程設置、講論方法、經費來源等，均作了得其要領的敘論。他力主以“復性”二字作為書院的名稱。他說：“學術人心所以分歧，皆由溺于所習而失之。復其性則同然矣。復則無妄，無妄即誠也。”

　　“復性書院”一名，再好不過地體現了馬一浮學術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而施教的內容，則以“六藝之學”為主，究明經術義理，以期養成通儒。馬一浮特別強調：“書院為純粹研究學術團體，不涉任何政治意味。凡在院師生，不參加任何政治運動。”

　　馬一浮深知經術義理對文化復興可能起到的作用，他說：“竊惟國之根本，系于人心，人心之存亡，系于義理之明晦，義理之明晦，系于學術之盛衰。”這和王國維所說的“國家與學術為存亡，天而未厭中國也，必不亡其學術。天不欲亡中國之學術，則于學術所寄之人，必因而篤之”，完全是同一理據。只不過馬先生認為，中國學術義理之經典道要，悉在“六經”。也可以說他是為了弘傳“六經”之義理道本，養成國人健全的文化人格，為國“造士”，才不得已而有書院之舉。

　　本來積極推動書院創辦的友人劉百閔、弟子壽毅成以及教育部，都是要馬一浮出任書院的院長，但馬先生辭以院長之名，寧愿以“主講”的身份主掌院務。

　　復性書院設在四川樂山烏尤山上的烏尤寺，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1939年農歷九月十七日，書院正式開講。馬先生在《開講日示諸生》中詳闡“常”“變”之道，說中國遭夷狄侵凌是“事之至變”，力戰不屈是“理之至常”;當蹇難之時有書院之設是“變”，書院講求經術義理是“常”。

　　復性書院的章程由馬先生親自撰寫，明文規定“求學者須遵守三戒：一不求仕宦，二不營貨利，三不起斗諍”。書院之管理分任諸事項，力求簡要，只設主講一人、監院一人、都講無定員。主講是馬先生，監院為賀昌群，烏以風為都講。這些名稱都是馬先生仿古例擬定的。

　　復性書院自1939年下半年開講，至1940年上半年，不到一年時間，馬先生主講的課程，已經次第展開。繼前面提到的《開講日示諸生》，續有《復性書院學規》和《讀書法》兩課，主要傳授進學的觀念和進學的方法，類似于讀書為學的“發凡起例”，也可以看作是馬一浮學術思想的一個綱領。

　　早在書院開辦之前，馬一浮就對豐子愷說：“書院如能完全獨立，不受任何干涉，則吾亦為之。不稍假借，亦自有其立場，若有絲毫未安，決不徇人以喪己。”后來，他的立場受到了挑戰，所以決定辭卻主講以實現“決不徇人以喪己”的自性目標。書院應超出現行教育體制之外，是馬一浮始終不變的主張。

　　復性書院的創辦，其由盛而衰到存而猶廢到終于廢置，前后十有余年。馬一浮可謂甘苦自知。他實際上做了一次復活“六藝”之學的嘗試，也可以看作新儒學的一次探險。好在書院于他無減無增，“十年辛苦”之后，馬一浮還是馬一浮。如果說有什么不同，那是他的學問更入于本我之境。還有，不知他是否意識到，儒家的“六藝”之學，在20世紀的中國已經無奈而又無力。不過，馬一浮本人對此并不存在“切膚之痛”，因為他本來就不曾有過奢望，“語默動靜，貞夫一也”是他始終的立場。何況他的學問也從未局限于儒學一門，佛家之義學和禪學，同樣是他安身立命的根基。

　　重新定義“國學”概念

　　“國學”的概念在中國歷史上早已有之，《周禮》《漢書》《后漢書》《晉書》里面都有“國學”的概念。但中國古代歷來之“國學”，指的都是國立學校的意思。南宋朱熹之前白鹿洞書院叫作白鹿洞國學，就是一所學校。那么，“國學”作為現代學術的概念是什么時候出現的呢?從現有資料可見，1902年梁啟超和黃遵憲的通信里開始使用“國學”的概念。黃遵憲在給梁啟超的一封信里說：你提出要辦《國學報》，我覺得現在還不是時候。1902-1904年梁啟超寫就的《中國學術變遷之大勢》里又使用了“國學”的概念。他說，現在有人擔心“西學”這么興旺，新學青年唾棄“國學”，很可能“國學”會走向滅亡。梁啟超說不會的，“外學”越發達，“國學”反而增添活力，獲得發展的生機。

　　1898年張之洞在《勸學篇》“外篇”里有一節專門講“設學”——設立學校。他說，在課程設置的時候，要以“舊學為體，新學為用”。1921年梁啟超寫《清代學術概論》時轉述了張之洞這一主張。他說，自從張之洞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梁的轉述，反而成為后來思想學術的流行語。

　　今天研究“國學”概念的淵源與流變，可以說，張之洞在《勸學篇》里講的“舊學”，梁啟超轉述的“中學”，以及梁啟超與黃遵憲通信里提到的“國學”，幾乎是同等概念，實際上就是中國歷來的傳統學問。

　　1922年，北京大學成立“國學門”;1925年，清華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1923年，北京大學的“國學門”要出版一份刊物——《國學季刊》。胡適在發刊詞里講：“國學”就是“國故學”的“省稱”。“國故”是誰提出來的呢?他說，自從章太炎寫了《國故論衡》，“國故”這個詞大家就覺得可以成立了。這是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胡適第一次對“國學”的概念作了一次分疏。事實上，學術界沒有采納胡適的定義，不約而同地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都認可“國學”的另一個定義，即國學是“中國固有的學術”，就是指先秦的諸子百家之學，兩漢的經學，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唐代的經學與佛學，宋代的理學，明代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以及清代以考據為主要特征的“樸學”。

　　1938年5月，浙江大學轉移到江西泰和，在那里，竺可楨校長請馬一浮開辦國學講座。馬一浮國學講座的第一講，從“楷定國學名義”開始。他提出，時下關于“國學是固有學術”的提法，還是太覺“廣泛籠統，使人聞之不知所指為何種學術”。他提出：“今先楷定國學名義，舉此一名，該攝諸學，唯‘六藝’足以當之。”“六藝”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是為孔子之教，即后來的“六經”。馬一浮認為，國學就應該是“六藝之學”，這是他給出的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國學定義。“六藝”即“六經”，是中國學問的最初源頭，是中國文化的最高形態。

　　馬一浮給出的國學是“六藝之學”的定義，其學理內涵最為確切，可以使之與現行的教育體制結合起來，并有助于厘清國學概念的亂用和濫用。這一概念，也使國學回到了中國文化的初典，可以看作是對國學定義最經典的表述，更容易和現代人的精神世界連接，也更容易入于教育體制。當然，作為國學的整體范圍，還應加上小學，即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也就是說，經學和小學應該是國學的主要支柱。國學進入教育，主要發用的是“六經”的價值倫理。忠恕、仁愛、誠信、廉恥、和而不同等，就是今天仍然可以發用的價值倫理。這些價值是永恒的。馬一浮提出六藝之道、六藝之教、六藝之人三個連續概念，實際上是主張以六藝之道，通過教育途徑，使現代人成為具有“六藝”精神倫理的理性之人。

　　總之，馬一浮是迄今最重視“六藝之學”的現代學者，也是將中華文化的最高典范“六藝”楷定為國學的現代學者。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

來源中國道家養生網 www.elev8cor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