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衡學苑：從儒學認識今人精神歷史來由

欄目分類：國學資訊   發布日期：2016-07-16   瀏覽次數：次

　　習近平同志指出：“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深刻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孔子、研究儒學，是認識中國人的民族特性、認識當今中國人精神世界歷史來由的一個重要途徑。”今天，我們對儒學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需要把握儒學的發展歷程和對今人精神的深刻影響。

　　儒家是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的主要代表

　　中國從原始社會走向文明社會，有一個重要特色：保留了氏族血緣傳統。它反映在中華文化的各個方面，形成了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的理念。

　　公元前11世紀，在中國的渭水流域發展起來的周人滅掉殷商，建立周朝。周人提出“德”和“孝”的倫理觀，作為當時禮、樂文明的核心理念。

　　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以魯國為中心出現了私學學派——儒家和墨家。儒家開創者孔子是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墨子創立了墨家學派。而這一時期出現的道家是兼采儒墨又批評儒墨，春秋末期的老子是道家最早的代表。

　　戰國時期，中國古代土地私有制有所發展，土地兼并和勞動力爭奪相當激烈。在這樣的社會變動中，一個叫“士”的階層活躍起來。他們中有些人是從貴族中分化出來，有些人則出身于平民。“士”享有參與政治的權利，有一部分人專門從事學術活動。他們受到各諸侯國執政者的重視。這樣的社會條件促進了戰國時期學術思想的繁榮發展。

　　最早用“家”來稱呼一個學派學說的，是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史記·太史公自序》介紹了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六家”即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司馬遷寫的《史記》一書對孔子進行了高度評價，稱他為“至圣”。司馬遷筆下的孔子是一位對中華文化傳承和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圣者”，兩千多年來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史證明這個論斷準確無誤。

　　東漢時期的文獻整理大家劉向、劉歆父子以及史學家班固認為，先秦時期的思想學派有十家，除司馬談所講的六家外，還有農家、雜家、縱橫家，至于在街頭巷尾說故事的“小說家”是否夠格稱為“家”，則有疑義。此外，還有兵家、醫家。號稱“百家”，是形容學派之多。這些學派都對中華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而儒家則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經歷了200多年才定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在中國建立了以皇權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但是，秦王朝十幾年就亡掉了。接著建立的西漢王朝，經過幾十年的多次戰爭，地方分裂勢力基本肅清，而楚文化、秦文化、齊魯文化等也逐漸匯合。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需要主流思想文化。此時，研究《春秋》的公羊學派經學大師董仲舒三次向漢武帝上書，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建元五年，即公元前136年，朝廷開設五經博士。隨之而來的是，學習儒學成為當時教育文化的大事。到了東漢時期，出現了一些專門傳授儒家經典的名師。《后漢書·儒林列傳下》記載：有些經學大師授徒講學，聽者往往多至萬人。由此可見，研究儒家經典在當時已蔚然成風。

　　在漢代，對儒家經典的闡釋和理解上有所謂古文、今文之爭，還受到所謂“讖緯”的影響。所謂“讖”，是以詭語托為天命的預言，有時附有圖錄，故又稱為圖讖。緯，是與經相對而得名，托名孔子(實際上與孔子無關)，也是以詭語解經。

　　由于對儒家經典存在各種不同理解，東漢章帝建初四年，即公元79年，在京師洛陽白虎觀舉行了一次討論儒學經義的會議，制定朝廷對經書的統一解釋，史稱白虎觀會議，由漢章帝親自裁決。會后史學家班固整理成書，即《白虎通》，也稱《白虎通義》，它將儒學經義解說統一起來，以“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為“三綱”，仁、義、禮、智、信為“五常”，“三綱”實際上是一種人身依附關系，孔子沒有這樣說過)作為核心理念。此時距離漢武帝設五經博士已有200多年。可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占統治地位的是儒家的經學，它為尊卑貴賤分野的封建社會政治關系找到一些平衡點。封建皇權統治以“三綱五常”為準繩，而民間亦以此作為維系社會關系包括宗法關系、人際關系等等的價值準則。歷代的官方版刻經籍、社會啟蒙讀本以及民間鄉約村規、家訓、家譜，都以“三綱五常”為準則，這使儒學普及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取得了明顯成效。今天宣傳儒學，需要古為今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三綱”是不可取的。

　　“新儒學”即宋明理學的產生和發展反映中華文化的會通精神

　　唐朝建立后，唐太宗因儒學經書章句注疏不同，命孔穎達等人撰《五經正義》，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頒行全國。至唐代中期，《五經正義》影響逐漸減弱，主要不是此書的立論，而是由于時勢造成，此時的統治階層熱衷于佛教和道教。中國歷史上并沒有出現第二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唐朝安史之亂后，文人學士們在堅守儒學的同時，廣泛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他們居廟堂之高講修齊治平，處江湖之遠則“棲心釋梵，浪跡老莊”。近世學者陳寅恪指出：“南北朝時，即有儒釋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國家有慶典，則召集三教之學士，講論于殿廷，是其一例。故自晉至今，言中國之思想，可以儒釋道三教代表之”。

　　北宋時期，思想界崛起一代新儒生，他們是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司馬光、呂大臨等，南宋時又有朱熹、楊萬里、陳淳等。他們以傳統的儒學作為思想的基本準則，吸取佛教、道教思想中的理論思維成果，創立了新儒學的思想體系，即理學。

　　北宋時有皇帝把《大學》《中庸》擇出讓臣下閱讀并加以體會、發揚，認為這樣才能振興儒學。同時，宋代統治者也重視佛教經典，宋太祖開寶四年即公元971年，開始刻印《大藏經》。儒、佛、道會通融合，為理學奠基與創立準備了條件。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專門研究《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提煉出“天理”理念，形成宋代理學。至南宋時朱熹集理學之大成，以近40年時間撰《四書章句集注》，將三教(所謂“三教”是通常用法，儒是教化，而佛、道才是宗教)統一在以儒學為主的思想體系里，影響了元、明、清三代。

　　這里不能不提到：“新儒學”構成較為復雜，以往對其中的“關學”學界關注較少。所謂“關學”，是指由北宋時張載在今陜西關中開創的理學學派。南宋學者呂本中最早提到“關學”這一概念。南宋朱熹、呂祖謙編選的《近思錄》較早梳理了北宋理學發展的統緒，“關學”是作為理學的一支來介紹的。朱熹在《伊洛淵源錄》中將張載的“關學”與周敦頤的“濂學”、二程的“洛學”并列加以考察。明初宋濂、王祎等人纂修《元史》，將宋代理學概括為“濂洛關閩”四大派別。可見，“關學”在當時思想文化領域具有重要地位。從歷史上看，“關學”沒有中斷過，完整地研究“關學”是研究中國思想史特別是宋明理學的一個重要課題。

　　儒學對中國和世界都有深刻影響

　　中國近代歷史經歷了百余年的民族危機與艱苦考驗，飽受西方列強的欺凌和宰割，但沒有被任何一個侵略者吞并。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從此重新站立起來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奮發圖強的精神動力源于何處?包括儒學在內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重要源泉。由此人們作出這樣的判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兒女安身立命之所。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對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步具有重要作用。

　　從世界史可以看到，儒學作為世界文化的一個重要源流，對世界文明發展進步也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東亞國家來說是如此，對西方社會來說也是如此。儒學對于我們的近鄰韓國與日本文化的影響舉世皆知，對于東南亞各國的影響也不可否認。對西方社會來說，比如，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狄德羅、盧梭等都受過儒學影響。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對孔子與儒學推崇備至，他認為在奉行儒學的中國社會中有真正的信仰自由，政府只管社會的風化，卻不會規定民間的宗教信仰。中國人用自身的道德倫理來協調人間的事務，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狄德羅認為，儒學為主體的中國歷史文化，在歷史、藝術、智慧以及哲學趣味等方面都遠遠優于其他民族。由此可見，儒學對于18世紀的西方啟蒙運動是有貢獻的。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反對“自然法僅僅來源于上帝的意志”，他注意到了中國的儒學，甚至認為朱熹的哲學與他的多元宇宙概念有很大的相似性。20世紀的英國哲學家羅素認為，儒學具有的入世、平實以及中庸的精神，是值得西方文化借鑒的重要品質。

　　為什么創立和發展于中國的儒學有如此巨大的能量?這只有從儒學本身去找原因。

　　中國歷史上諸子百家之學中的儒學，歸根到底不是神學，而是以“人”為核心的思想道德文化，是以“人本”為經緯的政治倫理學說。儒學宣傳如何做人，做有道德、有理想、有擔當的“君子”;與人講公正誠信，講和睦友善，講互相尊重，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講人們只要努力修身和踐行即可達到“成圣成賢”的目標。儒學本身不是宗教，而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思想道德教化，它和宗教可以并存，能夠吸取佛教、道教中的某些優秀思想，加以改造和轉化(不是原封不動地搬來)，使自身更加豐厚。儒學是講愛心的文化，從“親親”到“泛愛眾而親仁”。儒學探討“天道”與“人道”的關系，簡稱“天人之學”，最高人生境界則是“天人合一”，這是中華古代農耕文化的折射，也包含有關注生態文明的因子。儒學為“君子”樹立了認識論標準，這就是排除言行上的極端，遵循和踐行不走極端的“中庸”之道，反對“過”與“不及”。儒學講“王道”，反對“霸道”，在社會觀上倡導和平、和諧。儒學不是封閉的文化學說，它主張“和而不同”，倡導博采眾家之長的文化會通精神。儒學重視教育，相信人們經過教育和自身努力，都可以成才。儒學不是少數天才的文化，而是中華民族整體的思想文化。對于儒學所蘊含的一切有價值的優秀思想文化遺產，我們要努力傳承和發展，古為今用。

　　儒學也有它自身的歷史局限性。在社會制度上，古代的儒學始終沒有能夠解決皇權體制的人治本質與制度規范的法治要求之間的矛盾。皇權只是把法制作為自己治民治吏的一種手段，自己則凌駕于法制之上。對于這一缺陷，中國歷史上有些儒者也有過論述，但沒有力量加以匡正。今天，對待儒學我們要結合新的實踐和時代要求進行正確取舍。

　　(作者為著名思想史家、西北大學原校長)

來源中國道家養生網 www.elev8corp.com